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归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表明至少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时候，nation一词真正的含义还是与国家独立的一个概念，还是纯粹从文化和心理认同包括主观认为的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统上来定义的一个人群共同体也即“民族”。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nation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使得其成为一个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附庸性质的概念呢？这种变化又是从什么开始的呢？

这还是要从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说起，尽管现在一些人千方百计的为“民族国家”寻找似乎更合理，更说的过去的解释[12]，但在这个概念最初提出的本意确实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而这所谓的“一个民族”中“民族（nation）”的含义正是“有着共同的文化(包括宗教)、语言和地域的‘人民’”，也即纯粹意义上的民族，而非用国家来定义的民族，现在大部分人也是承认“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含义的。并且还对nation – state与national state的含义作了区分，指出前者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这种“国家、民族、文化完全对应和吻合的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几乎不存在(《圣经》中虚构的民族国家除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种神话，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实现。爱尔兰、日本和瑞典比较接近于理想范式 ,但前者还包括了新教徒 ,后者包括萨米人 ,日本也有阿伊努人等。英文的 nation - state 表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模式”。而national state则是现实中存在的，“由一个主体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国家”[13]

既然nation – state所谓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地球上从来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那么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理论提出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关键正在于，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从一开始被提出来的时候，就并非是作为一种严谨周密的学说而提出，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煽动宣传，是一种想当然的鼓吹，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可以经得起严密细致的考证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千疮百孔，漏洞百出。作为当时宣传这些概念，和这些主张的人来说，可能仅仅是一时的政治需要，比如说鼓吹自己国家的人民是都是同一种文化，有着同一种血统的人，应该团结起来为国家出力奋斗，抵御外国政治势力或宗教势力的干涉，自己的国家自己做主。或者说看到本民族的人被其他民族所压迫，认为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局面，所以提出要求本民族的人都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说看到属于同一种文化，认为有同一祖先来源的人被分割在几个不同的国家，觉得有必要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等等。总之是形形色色的政治需要或者民族热情促使他们提出了所谓民族国家的口号，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主张。

他们在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考虑的仅仅是口号的响亮性，煽动性有多强，而没有考虑这种口号，这种宣传是否真的严格意义上符合实际情况。并没有真正细致的思考过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民族国家，或者鼓动要建立的民族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认为所想当然的那样仅仅只有一个民族存在。

而当他们真正考虑到这一层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一直以来所鼓吹所宣扬的原则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在他们所谓的民族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其他民族真的按照他们一直鼓吹的原则那样也来个独立，分裂国家，再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那怎么办呢？对他们来说，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故意隐晦模糊甚至歪曲民族也即“nation”的定义。当自己需要独立或者希望其他国家中的某个民族进行独立的时候，他们就说一个民族（nation）一个国家，这里所谓的nation自然就是有自己独立文化和认同的群体了。而当谈到自己已经建立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就尽量混淆nation的概念，尽量回避nation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而是把原先鼓吹的“一个民族（nation）应该有资格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的论断偷换成“一个民族（nation）就是有资格建立独立国家的群体”，也即把规范命题偷换成了实证命题，甚至直接把所谓nation的定义偷换成了 “已经拥有国家或者有资格建立国家的群体”。换而言之，对那些他们不希望独立建国的群体，即便这些群体确实符合nation的真实含义，确实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独立的认同，他们也可以说你们已经和我们在一个国家里，当然就是同一个nation，所以你们没有资格独立，或者说我们宣传的是一个nation应该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而有资格建立国家的才叫nation，而你们没有资格建立独立的国家，所以当然就不是nation，也就当然不应该独立。这是典型的诡辩，但是对西方围绕着nation这一概念的解释来说，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对于西方围绕着nation这一概念玩弄的把戏，恩格斯有一句精辟的评论“这种‘民族原则’是‘绝顶荒谬的’“是一句便当的空话 ,需要时利用利用 ,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14]

对 nation含义的这种偷换，在20世纪早期以前可能还是零星的个别的，还不具备普遍意义。这也可以从当时大部分人对nation的解释，对nation 的解释上看的出来（但不排除同样在不少的情况下，已经有人从定义上就把nation与国家捆绑在一起）。显然大部分人所理解的nation还是比较纯粹的民族含义，而非国家的附庸概念。这也可以从当时中国用“民族”翻译nation的概念，而这个与nation对应的民族概念依然表示汉族，或蒙族，满族，回族等等这些还处在同一个国家内，但文化不同，认同不同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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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是在当时的世界上，民族独立的浪潮还方兴未艾，所谓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原则也还具有一定积极进步的意义，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反对民族压迫，反抗侵略，反抗殖民的积极作用。所以大部分人还并没有把民族国家这种概念用更严谨更细致的眼光来考察。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那些宣称自己已经是所谓民族国家的国家，即便也认识到自己国内并非真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民族，但也还是抱有一种幻想，认为在国家政权的作用下，用不了太久时间，不同的民族也能融合同化成为同一个民族，这样的话所谓民族国家的称号还是能名副其实的。

但是越接近现代，nation的含义显然就越偏向于国家。一直发展到现在直接宣称拥有一个国家的族群就是所谓nation，甚至是只要属于同一个国家，那就是同一个nation的地步。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ntiaon。

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一方面现代世界国家的发展现实，越来越显示西方近代所提出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所谓民族自决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nation），而一个民族（nation）也完全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国家。那种设想建立了所谓民族国家，就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消灭所有国内民族之间的差别，同化成同一个民族的观点也根本就是错误的。尤其是当今世界人员来往频繁，移民频繁的现实更说明了这一点。

而另一方面，西方人在所谓“民族国家”，“民族自决原则”思想的长期灌输下，已经把所谓民族就应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信条就如同被刻印在电路板上一样被刻印到了大脑皮层上，成了进行的思维的默认前提，成了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对他们来说，一个nation，一个国家已经类似成了条件反射了，至于nation本来真实的含义反倒被淡化了。如前面引用过的美国学者郝瑞的话所说

“伴随人民自决观念形成,术语nation和nationality就与政治独立或政治自主权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要是存在着某个没有它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的nation和nationality,那么这就是一个应该予以纠正的错误”

既然是nation就应该拥有独立，或者设法获取独立。那么遇到他们不希望某些确实是民族的群体独立的情况下，那么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坦然承认西方近代所谓 nation-state的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观念，而用了一种玩文字游戏的方法来掩盖回避问题，他们否认那些群体是nation，而尽量用其他名词来代替（比如现在常用ethic-group），你既然不是nation，那当然没有资格独立了。于而nation的含义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已经建立政权或者有资格建立独立政权的群体”了，而丧失了其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真实含义。

这就是nation含义变化的真实过程。

归道

第六章、关于民族起源相关观点的分析

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明确纠正错误，明确承认所谓民族国家观念的错误，而非要玩弄这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呢？

这要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背景说起，而要说清楚这个背景，又需要从西方人所认为的民族（nation）的起源时间说起。

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的介绍，西方关于民族的起源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流派：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

所谓的现代主义“不仅仅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的现象。民族，民族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整个‘民族国家国际’共同体都是现代的现象。对现代主义者而言，所有这一切不仅在时间顺序上是新近的，它们在本质上也是新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开创了新的，而且开创了新的人类共同体、新的集体认同、新的政治样式以及最终产生新的国际秩序。从这些新现象的结合与联结之中，可以见到现代化的新世界秩序。但是，同样也反映现代性特征的新条件。”[1]

而永存主义则是“相信即使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现近的，但民族却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并且许多民族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这种观点被称作‘永存主义’“永存主义相信，民族或至少某些民族不论什么理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并且这是建立在某种实验观察基础上的。”

而永存主义又可以分为，持续的永存主义与周期发生的永存主义，前者“断言每个民族都有长久的、持续不断的历史，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或古代”[2]，而后者“认为特定的民族是历史性的，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总体的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的范畴，则是永存的和无处不在的，以为它出现在每个历史时期并且存在于全球的五大洲，这里我们面对的是集体文化认同的周期性发生”

而原生主义则是把民族的起源归结为生物上的原因，“认为民族、族群和种族都可以被追溯到所有个体的根本基因再生产的冲动，以及群体中所有个体运用袒护亲属（nepotism）和包容适应（inclusive fitness）战略来最大化他们的基因组合”

但原生主义受到质疑比较多“不象所假设的那样，群体起源的神话很少与实际的生物性起源相关联……。一般而言，民族都有好几种族群血统和起源，而起源和世系的神话则总是假定单一的、一致的或正式的源头”[3]

此外还有工具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工具主义也被用来支持现代主义，并且认为民族主义只与“政治权力相关，即与现代国家中的政治目标相关”[4]

而族群象征主义则“强调主观因素在族群延续、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影响中的作用”[5]

归道

一、对民族形成的现代主义观点的批驳

对于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民族本身是从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政治组织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一个以文化共同体为核心的人群集合。其大致形成时间为原始社会末期，国家形成前的一段时间。总之如果对应到中国历史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已经形成民族，也即华夏民族。但也有人似乎把民族形成时间定得更早。

如王希恩在《关于民族起源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说“在民族形成时间的讨论中 , 除了持狭义‘民族’定义的学者把时间认定为国家形成前后 , 或与国家形成同时外 , 持广义定义的学者多认为在人类演化的智人时期 , 即不超过距今4 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6]。

不过民族理论领域内，概念使用一向极端混乱，他这里所谓的“狭义民族”，在另一些人那里可能就是“广义民族”了，而他这里所谓的广义民族，则在另一些人那里可能就根本不可能称之为民族。我们还是把他所说的狭义民族对应于本文中讨论的民族。

尽管现在很多学者都承认民族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观点，但上述列举关于民族形成的现代主义观点，其影响仍旧不容忽视，在人们头脑引起的混乱也最大，和西方人深层的心理倾向关联最紧密，也最能说明为什么西方人不能直接承认其在近代提出的所谓民族国家理论的混乱与谬误；同时它也与中国本土长期来接受的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关于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所以最值得予以针对性的分析。

厄内斯特.盖尔纳是现代主义观点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给出的民族是近代现成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工业化社会中，教育更加普及，人们的来往更加密切，工业化社会“要求劳动分工有流动性，陌生人之间要持续经常和直接地进行交流，共享受一种标准的习惯用语，和必要时用书面形式传递的精确意思”[7]，在他看来这些才导致跨越阶级鸿沟，把不同阶层的人整合成同一个民族。

另外吉尔.德拉诺瓦说“为懂得在何等程度上，民族只是近代现象，人们不应该让某些好古的民族主义观点牵着鼻子走，而应该认为，民族，从其内生性和历史性的词汇看，只是跟着个人主义及大众政治一起出现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只在人被定义为平等，作为兄弟的社会里，才盛行起来”[8]

总结他们的观点认为民族近代形成的理由无外是经济发展导致交往更频繁，教育的普及，以及政治的民主化，这些都被当成是所谓形成统一民族文化的条件。甚至有个别极端者认为只有到了20世纪初期，民族才形成，“康诺得出结论认为，民族只是在20世纪初才正式形成，其理由是直到那时它们中的大多数成员，其中包括妇女，才开始参与公共生活，以及拥有选举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尤其是厄内斯特.盖尔纳本身也还是把文化而非其他因素作为民族最核心的依据，比如前面引用过他对民族的定义：“当且仅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于一个民族。当且只当两个人相互承认对方属于同一个民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使他成为民族的，正是他们对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承认，而不是使这个类别的成员有别于非成员的其他共同特征”[9]

这种对民族的认识与我对民族的描述基本是相同的，可见讨论本身还是在同一个平台的基础上进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确认，是否真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近代社会才形成群体的共同文化？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过高的估计机器大工业社会某些因素如经济、教育、政治民主对共同文化促进的程度，而过低估计了以前社会对共同文化形成的作用。

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还是国外的历史（古希腊，古罗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远古时期，在一个地域甚至相当大的地域内人们往来交流已经相当频繁，前工业化社会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同阶层，不同经济地位人彼此之间有鸿沟隔离，以至于无法形成共通的文化。

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现象是，文化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反复不已的循环对流运动。民间形成的低俗文化会被升华成高雅文化，而高雅文化通过某种方式可能再以低俗文化面目出现在民间。民间的口语经过文人的总结记录会成为文字语言，乃至文学语言，而文人的艺术创作（诗歌、传奇、戏剧、小说）同样会在一定条件下以口语的方式民间流传，乃至被津津乐道。下层的山歌口语，民谣，会被采集整理而成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诗经》中的一些内容就带有这样的性质）。此外各种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祖先信仰，英雄崇拜都是不分阶层在整个社会中流传的，不识字的人会以图画，雕像，口语的方式传播再现这些民族文化的内容，而文化水平高的人则会用文字来对这些进行记录整理，乃至再创作。

体现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的各种审美倾向，艺术形式在前工业化社会就已经是不同阶层，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所共同创造的结果，比如服装审美，固然由上层阶级的引导，但同样离不开制作服装的裁缝之类，而后者和前者分属地位不同的阶级。再比如建筑风格，园林设计，同样是不同阶层人智慧合力的结晶。更不必说绘画，雕塑，音乐，刺绣，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的载体，很多都是古代属于下层社会的工匠的创作，但又被上层社会所欣赏所享受，同时也不排除上层社会的许多人本身也投入到这些艺术创作活动中来。

所以和一些人的想当然不同，在古代，并不会因为阶级的界限，贫富的差别，文化水平的差别就导致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恰恰相反，在古代，凡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和文化有关的东西就必然是整个社会创造的结果，同时也被整个社会的人所欣赏所喜好。富人和穷人，地位高和地位低的人，他们还是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甚至彼此是犬牙交错，渗透影响的。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周围的仆人是下层社会的（无须举太远的例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百草园一文里，就描述过当时照顾他的阿长，经常给他讲一些民间故事传说，这就是一种文化上渗透和影响），他们居住的房屋，他们所穿着的衣服，他们所膜拜的雕塑，所欣赏的戏剧，构成他们审美不可或缺基础的部分很多都是下层社会劳动的结果，而下层社会口耳流传的故事，所津津乐道的传说，本身也多有上层文人创作。

上层社会的文化审美本身也对下层社会起引领作用，最典型的如富人享用的那些衣服样式，建筑格调，实际上对穷人来说也必然有极大的吸引。在古代，一个穷人造反成功了，改变了其经济地位，那么他喜欢的衣服，他喜欢的建筑，必然也是模仿他所看到过的上流社会的人，而不会变成另一种风格，这也是不同阶级中形成共同民族文化，共同的民族审美倾向的证据。

而说到现在教育的普及，其实倒真是未必对民族文化促进有多少意义。现在工业化流水线的教育模式可能恰恰损害了民族文化自身的丰富性灵活性，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教育的内容本身脱离民族根基，甚至把其他地区的文化当作先进标准来进行灌输，那导致的结果更可能是破坏民族文化，破坏民族的稳定。这样的例子应该是很多，不需要详细列举了。



另外如果要把政治民主作为民族形成的标志，那民族这个概念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干脆直接把民族改称为民主团体行了，这也是极端可笑的，也与民族概念的实际运用根本不符合。更何况，真要论民主，现在西方的所谓民主，一般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程度还远不如中国明朝科举时期的情况。若真要按照这种标准算，现代世界包括西方所谓民主国家在内都不存在什么民族，反倒是中国明朝时期有民族存在。


通过以上的分析，已经足以驳斥关于民族形成的现代主义观点，顺便说一下，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中也说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才形成的，这种观点应该也是受西方民族近代形成论的影响。这里就不多说了。

归道

二、一些西方人认为民族是近代才产生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西方在中世纪天主教统治下的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认同观点，以及各国通用拉丁文，由于基督教的强力约束而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节日，乃至共同的审美倾向，对非基督教甚至非天主教文化的国家与民族共同的仇视排斥乃至迫害现象。这些都可以说明，西方在天主教势力鼎盛时期，本质是一个民族。

而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宗教势力开始趋于衰弱，各地离心倾向增强，各地的文化开始出现了独立倾向，根据方言的不同，各地逐渐产生了独立的文字，拉丁文的使用逐渐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个时期，等于是经历一个大的民族瓦解，民族分化重组的过程

西方人由于观念的落后，把民族的分化重组当成了民族的形成本身。于是自然就产生了所谓民族是近代形成的错觉。

而同时，他们对近代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的变化，政治的变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蒙上一层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色彩，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他们很容易就把各种偶然的变化，必然的变化，无关的变化，有关的变化都和近代工业化联系起来。于是就产生了近代工业化导致了民族形成的观念，以及所谓民族国家是近代标志的观念。而实际上这种观念很大程度是由于其特殊历史原因，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错觉。而当他们把源于自身特殊历史而造成的一些现象总结出来，上升到为普遍真理的时候，并以此来解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就自然错上加错，甚至把整个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理论体系都弄得一团混乱，一团糟糕！

归道

三、西方人的民族近代起源论造成的影响与后果

第一，在民族概念的运用上造成的影响，很大不便，很大混乱。在涉及民族理论的文章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所谓“近代民族”，“古代民族”，“近代国家”，“古代国家”，“狭义民族”，“广义民族”，这种概念用法。

所谓近代民族（或现代民族），古代民族，近代国家（或现代国家），古代国家，完全是受西方所谓民族近代形成论，以及所谓近代民族国家观点的影响。

这意思就是一方面把西方人所谓的民族近代才形成的论调，以及近代的国家是民族国家的观点奉为圭臬。但另一方面，在研究古代的历史中，又确实感到对许多群体必须用民族来称呼才比较合适，可是又怕违背西方人关于民族形成的观点。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就不得不在民族前面加上时间的修饰语。对国家也是如此，似乎近代国家就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是所谓民族国家了，因此也用时间修饰语来和以前的国家进行区分。

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西方关于民族形成于近代的说法，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本就是他们特殊历史造成的错觉。实际上，抛开成见，我们丝毫看不到所谓近代民族与古代民族之间存在什么本质性的值得一提的差别。更何况如果要保持逻辑一致的话，是否现在那些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民族，要被定性为古代民族？这显然荒谬可笑！

而且就算不进行具体的分析，仅仅从一般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概念也毫无意义！动辄在一些名词前面加上“近代”，“现代”，“古代”这类修饰语，可以看成是一种时间自大癖或者说时间自大妄想症状。对有些事物，所谓“近代”，“古代”不过是几百年时间的差别，根本不可能构成任何本质性的区别。就从“现代”与“近代”的替换来说，一百年前称之为“现代民族”，“现代国家”，现在已经不得不改称为“近代民族”“近代国家”，再过个两三百年，现在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近代民族”“近代国家”是不是又该改称“古代民族”“古代国家”了？或者还在古代里划分一下，弄出什么什么“早古代民族”“晚古代民族”？

这类滥加时间修饰语的概念随便偶然使用一下，还可以。如果真当成什么学术研究的正经术语来对待，只能说可笑已极！

而所谓狭义民族、广义民族的说法和这种错误也一脉相传。有一段话是这么说明的“‘民族’一词，今天看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一般泛指为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以及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狭义的民族则仅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也就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所指。在1949年以前，人们普遍使用今天看来是属于广义民族的概念，即不管处在什么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的共同体都称作民族，例如落后民族，先进民族，亚洲民族，欧洲民族，……”[1]

根据斯大林民族理论，而划分出所谓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本身也是为了附和民族近代也即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才形成的观点。类似的版本就是有些人所谓近代以后的民族称之为狭义民族，近代以前的民族称之为广义民族，以便符合附和民族近代产生论的说法。

但实际上一般来说，一个概念先只有最常用的用法，这时候并无所谓广义狭义之区别，只有当某些特殊情况也被纳入这种概念的用途之中的时候，我们为了推广这个概念的含义以适应这些少数情况，才会在概念前面加上广义两字，而原先最常用最深入人心的用法，则相对称为狭义，表示区别。

而现在这种狭义广义的划分，恰恰形成了一种很可笑的局面，被称为狭义的所谓民族，恰恰是现实的概念运用中最不常用的，甚至只存在于那些为理论而理论的论述之中。比如一般我们说到汉族，绝对不可能是光指近代中国甚至是民国成立后的的所谓汉族，而是从历史上很早时期就形成，原先被称为华夏族。历经夏商周以及秦汉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个汉族。

这种划分就如同把颜色分成广义颜色与狭义颜色，广义颜色是所有一般指的颜色，所谓狭义颜色是涂抹在方形物体上的颜色，或者把桌子分成广义桌子与狭义桌子，把所有桌子称为广义桌子，而所谓狭义桌子是三条腿的桌子一样可笑。

即便真要分所谓狭义民族，广义民族，那也应把我们一般意义使用的民族概念，也即历史延续传承的民族概念作为狭义民族，而这个狭义民族的概念自然包括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形成的民族，也包括了在近代分化重组而形成的民族，其核心是建立在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以及相关变幻的心理认同因素；而在这个基础上如果需要再把民族概念的含义进一步扩大，比如把文化共同体形成之前的，单纯的血缘共同体（氏族、宗族或种族），地域共同体，甚至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团体，称为民族的话，可以称之为广义民族。前面提到的王希恩在《关于民族起源的两个问题》涉及的广义民族概念，狭义民族概念是符合这种做法的。

总之那种把近代以后形成的民族称为狭义民族，而把包括这之前的称为广义民族的分法肯定是不合理的。

第二，造成理论与实际的严重矛盾，因为对西方理论（包括斯大林民族近代形成的观点）盲目迷信，而把民族当成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而只是在为了应付政治功利的眼前需要的时候，才不得不修正理论，而修正的依据仍旧是从西方著作引经据典，中寻找根据，完全是教条主义的态度。

这一点上，最典型的事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民族学家在讨论汉族形成时间的时候，都把时间定的很晚，甚至当时把汉族形成定在秦汉时期的观点都要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批评，认为只有定在资本主义形成以后的近代才是唯一正确的。

说起来，国内学者后来之所以能把汉族形成时间往前推到了夏商时期甚至更早，还是沾了少数民族的光。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他们在讨论少数民族起源形成的时候，发现如果按照民族是资本主义时期，是西方近代才形成的观点，那国内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根本不够资格称得上民族，这可把那些学者吓坏了，如果不把国内的少数民族称“民族”，而称为“部族”，那不是严重伤害国内少数民族的感情吗？那怎么得了呢？“影响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影响国内的民族团结，‘就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2]

惶恐之下，这些学者连忙组织人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翻阅查找，希望能找到根据，以便使得国内少数民族有资格称“民族”，结果总算是让他们找到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根据牙含章等学者的回忆，到1962年，他们把这个问题基本搞清楚了；第一，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明确解决了，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说‘……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人的生活在人类中的幻想形式的反映——宗教也一并发展起来了。’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提出，民族最初是由部落发展成的，而部落是原始社会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3]

平心而论，尽管他们最后找到了正确的结论，但这种研究问题的态度不能不说是极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得出一个结论，不是看道理本身如何，完全是以西方某某经典作家说过什么来做依据。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害怕所谓“影响国内的民族团结”，他们也还未必会想到去修改原先民族是近代形成的论断。而且即便找到了正确结论之后，实际上他们还是试图用所谓“广义民族”“狭义民族”来调和折中，这样的做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个事件后，关于汉族形成时间的讨论，倒确实是被从束缚中解放开来了。原先认为汉族形成于汉朝，都要有受到严厉批判的危险，而现在则再往前推，也能被接受了。我= 我们才能看当时学者的如下主张。“牙含章认为：‘汉族这个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古老民族’”， “彭英明、徐杰舜主张，‘汉民族的形成始于夏代，成于周朝’。……从稳定性上看，汉族自夏代开始形成，至今已经有三四千年，汉民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汉民族在夏代时就已有了自己稳定的、统一的经济文化生活，早在仰韶文化中就已显示出来自己的特点，由于民族语言的形成，到商周时出现了汉字”[4]。

归道

四、中国的民族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么？

既然民族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在西方近代才形成的，那么是否至少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的思想是在西方近代形成然后才传向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呢？对此，恐怕有不少人会选择肯定的回答，他们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其中最有力的一点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世界其他地区不论，中国现在所用的“民族”这个词汇本身是因为翻译西方的“nation”一词才固定具备了现在的含义，并且其使用也流行，可见这个概念就是引自西方的。

但正如前面说过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把概念同表示概念的词语混淆起来。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确实并非常用，而且其含义多数情况下也同现在的含义不一致。但这并不表示，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其他用以表示民族的概念的词语，恰恰相反，这个词语是有的！那就是“族类”。

彭英明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和郝时远在2004年发表的《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中都对中国古代“族类”一词实际上已经对应现在所谓的“民族”概念这一点做了相当篇幅的论述。

“族类”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左传》中，“在先秦的文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典于《春秋左传．成公》所记一事:‘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二。史佚之志有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1]

当然，在这里的族类，还未必能看成已经等同于民族概念，如郝时远所说“这里所说‘非吾族也’,是指楚国非周氏宗亲之族。鲁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是为周室大藩。楚之先祖可上溯到黄帝之孙高阳,其曾孙重黎因‘居火正’立有‘能光融天下’之功被命曰祝融,后其弟吴回为祝融,……周成王时受封于楚蛮之地的丹阳。楚之受封与姬、姜嫡系不同,即并非周人的移民”

从这层意思上说，所谓的“非我族类”似乎更强调的还是狭义的血缘上的宗族关系。但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已经隐含着民族概念的萌芽。因为当时楚国之所以被中原诸国说成是“非我族类”，更多的因素还不在于其血统，而是当时其在文化上，认同上，还确实没有与华夏族融合，比如其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类似‘楚虽大,非吾族也’的说法,还见于宋人‘楚夷国也,强而无义’的评价”

一直到到春秋晚期，楚国才在文化上与华夏族真正融合。《中国民族史》中说“春秋中晚叶，楚已经是“夷狄进至于爵”，被诸夏所接受，战国的两个多世纪，楚境民族融合进展非常迅速。居统治地位的楚公族，起源于祝融集团，与夏、周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西周初封于楚蛮，一方面屡次争取周天子提高其地位，并以周封使“蛮夷率服”，同时又以蛮夷的力量与习俗，与周及中原诸夏抗衡，被中原视为蛮夷。楚公族这种在民族结构上的双重性，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被华夏认同。”[2]

如果说左传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族类”一词理解上还有一定歧义的话，那么在江统《徙戎论》中提到的“族类”，则明明白白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民族”，即便按照最严苛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这里的族类既可以用来指异族（“族类蕃息”），也可以用来指自己民族（“非我族类”），显然已经不是单单作为其他民族的贬称（如“夷狄”），或对自己民族的褒称，而已经是从所有民族的存在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中性概念！

而且实际上江统在《徙戎论》不单单是提出了“族类”的概念，而且本身在同一文里给出了划分族类的依据，或者说是定义，“《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从他给出的定义来看，当时人们对民族这一个概念的认识程度已经达到现在大部分现代学者的水平。并不比中国解放后一直尊奉的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逊色多少，同样不逊色于当代西方人对民族的理解。

“以其言语不通”对应的是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语言”，“贽币不同”对应的是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经济生活”，“法俗诡异”是指出风俗，对应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文化”，“种类乖殊”是对应斯大林定义中虽然没有列举出来，但在其他西方民族学家和一般人心目中都比较重要的人种血统因素。“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则对应斯大林定义里的共同地域，“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则对应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心理素质”，或者说一般的“心理认同”“民族认同”。

可以说在今天那些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能想到的，所列举出来的民族定义中的各项因素，在江统给出的“族类”划分的依据中都有，尽管这样的列举依然如我在第一部分论述民族本质的时候说的那样有不分主次，过度陈列的问题，但这至少说明中国古人不仅有表示民族概念的词语“族类”，而且对“族类”（民族）内涵的理解水平和当今中国和西方学者完全是一个层次上。

而且这些对不同民族的划分依据并非江统首先提出来的，其实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相当明确了。例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 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背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彭英明对此评论说“这里的蛮夷戎狄之划分，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经济和风俗习惯加以区别的。所以正如已故著名史学家李亚农先生所说的，当时的许多人都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特点。……早在先秦时代，民族内含的诸主要因素，就已经成为划分不同民族的主要内容了。”[3]

以后历代都继承延续了这样的划分标准，“到了秦汉时期，这一标准更为明确。司马迁写《史记》，为周边少数民族立传，其分类标准也是着眼于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风俗习惯。”“ 秦汉以降，直至清代，历代‘族类’划分标准，大多延用先秦及司马迁标准不变，且愈加具体细致。”

不过奇怪的是彭英明对江统《徙戎论》这篇中国古代专门论述民族问题，带有鲜明民族主义味道的文献，却只字不提，或许正是因为觉得江统所说民族划分的依据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什么新鲜和特殊的地方。但我个人觉得对江统对民族理论上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在他之前尽管已经有了对不同民族划分的依据，但似乎很少有“族类”一词与这些划分依据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仅就这一点来说，江统的文章对“族类”概念明确化，含义固定化就有不可否认的贡献。

归道

到了明末的王夫之，对“族类”一词的使用频率已经相当高，仅以我随眼所见，就已经很多了[4]，不妨列举如下：

“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读通鉴论》卷十二) [5]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夷狄和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如果侵略残害我们，那么就算捕获杀掉他们，杀得再多也不损害我们的仁义。但如果他们因为困穷来依附我们，疏远他们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够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

“唐无三代牧伯帅长之援，无深仁大计、建民、固本、清族类、拒外侮之谋”[6]

这是王夫之对唐朝的严厉批评了，指责其没有深厚仁义与远大计划，也没有澄清民族，抗拒外侮的谋划，可能是指唐朝过度信任放纵异族将领，导致了安史之乱吧。

“是故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土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族类而无忧矣。”[7]

这是王夫之对中国，对汉族的期望，所谓“固族类而无忧”，也即使民族强大坚固，不再被异族摧残侵犯之意。

“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竟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8]

同样是王夫之的殷切期望，“族类强植”依旧是希望民族强大挺立之意。

“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沴，摈其口口[9]，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10]

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民族连自己自己的正常生存发展不能保证，外来侵略压迫都不能抵抗，那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仁义云云。

则以上摘引可见，王夫之的族类意识相当清晰明确，现代人所谓的民族观念，所谓民族主义也只不过如此，甚至其深刻程度还有不如。

正如彭英明所说“在我国古代，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一词虽未出现，但‘族’的分类却是很早的。而且，‘族类’划分的标准大体与民族内含一样，基本上具备了‘四大要素’。这一点，似乎比西方早期的民族概念还要深刻。……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使用过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一词，而否定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概念，而应该承认中国古籍中的‘族类’划分及其标准，早已包含了民族的要素。从实质上看，它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11]

但实际彭英明的说法可能还是太过客气与保守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族类”概念不仅仅是西方早期民族概念要深刻，就算比起现代西方那种极端混乱民族概念都明确和深刻得多。其实严格说来，不必论西方早期了，就是西方现在为止，都没有形成一个能自圆其说的民族概念体系，到现在民族领域，严格说来都是混乱成一团乱麻的标签体系，甚至根本不够资格称为什么概念和理论。那中国古代的族类观念与西方的民族观念相类比，不客气的说已经是过于抬举西方了。

事实上，中国古代民族观念的深刻已经不仅仅在于很早就出现了西方近现代才提出的各种标准（经济、文化、地域、心理认同）来对族类进行划分，更在于，除了这种一般性质的民族划分依据的论述之外，还把特别把文化因素提出来，作为最关键的决定民族归属的核心因素进行讨论，而且这种文化决定民族的观点，在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当成主流的观点来接受。反观西方一直到19世纪德国的赫尔德才提出类似的民族观点，而且赫尔德的民族观点长期以来在西方并不占据主流位置。

关于文化对民族的关键作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话“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在这里，孔子高度赞扬管仲的功绩，使人们免于“被发左衽”，可见在孔子看来，服装发型这些文化习俗方面的东西已经是决定民族最核心的因素。

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也，未闻变于夷者也。”这句话本身包含的意思也是文化的因素可以使夷变为夏，也可以是夏变为夷，而孟子的观点是“用夏变夷”，也即用中国，用华夏的文化去改变影响夷人，使其同化融合于华夏，而不能被夷人的文化所同化。

韩愈《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更明确说明了在中国主流的儒家观念里，民族的决定性因素，核心因素正是文化，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已经是用文化礼仪而非血统地域来作为华夷之辩的关键因素。

而唐昭宗乾宁进士程晏的一段话说的更为透彻明白：

“（《全唐文》卷八二一程晏《内夷檄》）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 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12]

这里已经明确毫不含糊也毫无歧义的用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了。也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国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

这一观点已经把决定民族归属的关键核心所在说得清晰透彻无比了，即便我们今天重新来表达这一观点，也不可能超过了。这种观点已经完全摆脱了那种把民族归属捆绑在血缘，地域，国家的民族观念认识的低级阶段。

而到了王夫之的时候则更明确地在民族相关各因素之间之间划分出了层次从属关系，并且最终的一环落实在文化风俗之上，着是对民族概念的认识更趋深刻的表现。

“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读通鉴论》卷四)“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同上，卷四十)[13]

也即地异推向气异，气异推向习异，而最终习异导致民族的区别，应该王夫之能认识到民族各因素之间并非是并列同等关系，而是有着内在的层次关联，这是很了不起了

归道

从中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理论发展情况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民族概念，以及民族划分的认识就已经是近现代的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以文化作为决定民族的核心因素，这正是民族观念高度成熟的标志，而西方一直到近代乃至到当今，仍旧有相当多人是把血统因素，地域因素，乃至军事组织，政治国家因素作为划分民族的根本依据，而且各种观点互相错杂，纷乱矛盾，概念的含义都难以清晰明白，基本的自圆其说都做不到，遑论其他了。

可笑的是，有些人却因为中国古代民族观念的先进成熟，却反而按照西方近代落后混乱的民族观念体系作为衡量标准，倒过来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观念，没有民族主义，或者民族观念不发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笑的颠倒错乱。

比如罗厚立说：“对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种种行为学说恐怕很难冠以民族主义的称谓，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外均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甚至早到宋代，吕思勉先生曾说‘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而美国学者田浩（hoyt C.Tillman）也从陈亮那里读出了‘原始的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其实民族主义毕竟是在一定时段兴起的外来观念，即使界定得再宽松，在西人自己都不怎么讲民族主义时，中国又何来民族主义”[14]

这是一种典型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教条僵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西方有的才能有，西方没有的中国自然肯定没有。这种思维已经谈不上多大理性的成分，更多的是宗教徒式的盲从与迷信！

其实他所反对的那些中外学者的观点本身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僵化教条的束缚而表现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似乎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推到宋代已经如履薄冰，相当大胆冒险了，还把所谓“原始的民族主义”这种可笑的帽子扣在中国古人头上。而实际的真相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宋代的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相当发达成熟，甚至远比西方近代的所谓民族主义要成熟完备得多，上面引过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也是典型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可以说在西方近代现代出现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对应，而且往往更比西方的更成熟更纯粹。如果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观点和实践不算是民族主义的话，那西方的就更没有资格。如果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是所谓的“原始的民族主义”，那西方的民族主义只能算恐龙民族主义了。幸亏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是在西方近代以前，否则是不是还要把朱元璋提出的驱逐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说成是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

但盲从西方的思维方式在一些人心中确实有些根深蒂固，比如许纪霖说的话更有代表性：“在中国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钱穆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15]

这段话就更典型了，先是把西方近代形成那套错乱不堪的民族概念体系奉为圭臬。把血缘、地域这些决定民族的次要因素，从属因素上升到核心本质的高度，然后以此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结果发现中国古代最主流的民族观念并不注重血统，甚至地域，而是更注重文化，于是便自鸣得意的认为“中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真是昏聩已极！

事实上，民族最本质的核心恰恰就是文化，民族发展得越成熟，对民族的认识越深刻，民族的观念越纯粹，就必然越强调民族的文化因素。只有在民族发展和认识的低级阶段，幼稚阶段，才会把其他一些次要因素，间接因素，从属因素比如血缘、地域、政治组织（从一般军事组织到国家）放到重要的位置来判别民族

钱穆说“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本来民族就是作为一个西方舶来的标签，更多和血缘种族等混淆在一。

而在当今，民族这个词汇的含义本身已经越来越回归于中国古代的“族类”概念，而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倾向承认并接受文化在民族中的核心位置，并承认民族概念与国家概念的独立性的时候，许纪霖之类人依旧在梦呓般按照西方过去那种错乱矛盾的民族观念体系来说“中国古代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只能说是愚昧已极，可笑已极！

其实即便退一步说，就算真的是以西方那种低级幼稚阶段的民族观念（也即以血统、地域疆界、军事组织、政治权力为重要判分民族依据）来说，中国古代同样并不缺乏，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只不过那种观念，并不占据主流位置而已。而许纪霖等人也都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这只能说一种宗教徒般盲目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结果了。

归道

在论述了上面这些内容之后，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民族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近代还要替换成另外的名词来对应西方相应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全盘引入西方这一领域的观念体系呢？

我认为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满清统治的恶果。尽管中国古代表示民族概念的“族类”应用已经相当频繁，关于民族的理论也已经相当成熟，直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还对此进行了大量深刻和全面的论述。但是满清统治之下，任何涉及民族的观点都已经无法正常表达，更不必说流传了。当时强调孔子华夷之辩者，会招来凌迟抄家灭门之祸，甚至批点评论江统《徙戎论》也足够构成杀头的罪行，如王夫之关于族类的观点理论更是长期隐没深山不见天日。在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民族理论实际上被强行截断，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无人敢于过问关心此道。所以到了清末的时候，大部分人对中国固有的“族类”观念和思想已经相当生疏。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会舍弃现在的 “族类”一词不用，而反用了本来并无固定含义的“民族”一词的原因之一。

其次也与满清的统治间接有关，在满清统治下，中国文明停滞乃至倒退，而西方文明大踏步前进，科技文化政治等突飞猛进的发生进步。清末之时，满清压迫下的中国已经在众多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此大部分知识分子必然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自卑心理，而对西方产生崇拜。因此尽管在民族理论的问题，中国古代实际上远远超前于西方，但在当时普遍崇拜西方的环境氛围下，仍然会被弃置不顾，仍旧全盘照般西方民族观念体系。



当然，由于西方近代的民族观念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充满矛盾混乱，所以尽管中国当时全盘袭用其体系，并用“民族”对应西方的nation概念，但是在语言实际运用中，“民族”的含义仍旧摆脱了西方nation概念含义变迁的束缚，逐渐回归于中国古代就使用的“族类”一词，这恐怕也是当时的人始料未及的。其实严格说来，西方近代不是把“民族”理论化或者主义化，充其量只是标签化，因为理论至少要做到概念含义的清晰明确，观点推断符合基本逻辑，避免自相矛盾，但这些在西方都没有做到。

到这里，就应该在一个问题上打破许多人的迷信，所谓民族的概念，民族的理论，或者所谓民族主义真是从西方传过来才有的么？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体系，不如说是一个标签体系，而且是充满混乱的标签体系，与其说民族的理论化，主义化，不如说是一些想当然观念的拼凑，与其说是观念思想上的进步，不如说从中国古代固有的民族观念，民族理论上，来了一个大踏步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