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生成的文化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天

禅宗生成的文化背景与理论渊源
　　华严宗和禅宗是隋唐佛学中最为晚出的两派，二者都是创建于中唐时期，二者都具有中国化的特征。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华严宗和禅宗所选择的道路（或者说方式）却是迥然相对的。华严宗所采用的中国化的方式，是折衷吸取各宗教义，独创一套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庞杂佛学理论体系，它不讲究自身的佛法渊源，既可综合三论、天台、唯识诸宗，又能会通大乘空、有各派，是一个 大杂烩 ，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各种教义的集大成者。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说华严宗是中国化了的佛学教派。但是华严宗的思辨特征和宗教目的，带有强烈的贵族气息，也过于沉溺于自身的御用功能，其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大众基础。它创建于中唐而又盛弘于中唐，而后便迅速衰微，真可谓其兴也豁然，其灭也勃然。它的 短命 ，是其缺乏生存的文化土壤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佛学沿着生吞活剥印度佛学教义而发展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华严宗只是佛学 包装 的中国化，或者说，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的痕迹，其内核仍是那些烦琐的印度佛学的教义。
　　禅宗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它的兴起，是以否定以往佛学传统的姿态而出现的，把佛学从囿于繁杂教义的轨道上拉出来，引上捷径，并把佛教的贵族化倾向扼制住，请到庶族和平民阶层中。禅宗大胆地摆脱经典教条和宗教仪式的束缚，主张不谈经、不礼佛、不坐禅，采用 直指人心 的通俗说教，来宣扬佛教的根本精神，为中国化的佛教开辟了全新的发展领域。
　　禅宗的生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日益形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佛教在隋唐王朝的兴盛，主要得力于统治者对其采取的扶植、利用、联合的政策，佛教势力已逐步成为隋唐统治者有力的御用工具。许多上层僧侣直接参加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以及镇压 叛乱 等政治活动，佛教势力和统治集团已经构成了相互利用的联合体。这种联盟自然带有 互惠 的性质，不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上层僧侣，被皇帝封以爵位，赐以官品，赏以万金，变成了披起紫袈裟、食邑数千户的显赫官僚。这些贵族僧侣奔竞利禄，奢淫享乐，日趋腐化，在群众中逐步丧失了 牧师 的应有形象，随之也就丧失了 牧师的职能 ，欺骗的功效不灵了。同时，佛教各个宗派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日趋烦琐，到唐武周时代刊定众经目录时，佛学经籍已达３６１６部，４８４１卷，如此浩繁的经卷，使群众愈来愈感到厌倦，无法接受，佛教对群众的吸引力也随之丧失了。旧的佛教开始给人以衰老而不中用的感觉，出现了真正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唐以后中国士阶层的特殊情况。这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阶层，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精神寄托，也需要一种便捷的谋身出路。
　　这个阶层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身在仕途的人，他们一方面高官丰禄，养尊处优，同时又受魏晋百年玄学思潮的熏染，有一种估显 高雅 、 超脱 的心理倾向；第二类是在当时特定的 为僧胜于为官 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弃官为僧的人，他们讨厌旧佛学的芜杂烦琐，需要一种简约的成佛捷径；第三类是深感没落的知识分子，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渐衰，部分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及其文化产生了失意情绪，具体表现为文化反叛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也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文化工具和生活方式，把这种情绪发泄出去。
　　禅宗便在这种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它以革新的面目，从中国旧的佛学阵营中冲出来，把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孟轲、老庄以及玄学思想融入佛教，把宗教唯心主义进一步浓缩化和哲学化，摆脱了烦琐的宗教修证过程和经论词句的解释，由思辨推理转入神秘直觉，并树立 顿悟成佛 的宗教实践旗帜，这无疑对士阶层、庶族贵族以及平民百姓，都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禅宗的佛学理论渊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东晋僧人竺道生的 佛性说 和顿悟说 ，另一方面也和南北朝佛教徒弘扬的古印度《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有直接关系。
　　禅，为梵文Ｄｈｙāｎａ音译 禅那 的简称，其意译为 静虑 ，旧译也作 思维修 、 弃恶 、 功德丛林 等，指的是佛教的一种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的修行方式。禅最初始于古印度的瑜伽术，是一种朴素的身心修炼方式，——静坐、安心、数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把这种方式吸收进来，带上了宗教色彩。随着佛教的分化，禅也呈现出不同的种类，其中最主要且最有影响的是小乘禅和大乘禅。
　　小乘禅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修行方法，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所谓 四禅 ，分别为：初禅，即通过 寻 、 伺 的思维活动而 厌离 欲界，在精神上感受到一种 喜乐.二禅，即进一步摒弃由文字符号为思考对象的 寻 、 伺 而形成内心的信仰，并通过禅定本身获得一种喜乐感受。三禅，舍去二禅的感觉，通过正念和正智使自己处于非苦非乐的境界，获得 离喜妙乐 的感受。四禅，即一切喜乐感受皆舍弃，进入 不苦不乐 的境界。八定是对四禅境界的进一步趋越，依次经过 空无边处定 、 识无边处走 、 无所有处定 、 非想非非想定 的阶次，使习禅者进入绝对寂静的境界。九次第定，就是在八定之后再加上一个 灭受想定 的阶次，止息一切心识，灭尽一切思想和感受，得到涅槃境界，完成最后的修行。
　　大乘禅是对小乘禅的发展，禅义的范围更宽泛些，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大乘禅不再局限于静坐冥思等固定的形式，而是将禅的修行方式用大乘佛教的理论给予详尽的说明，使禅成为一种观悟佛理的重要方式，形成通过禅观而证悟诸法实相之理的 实相禅.大乘禅还用禅观解释 佛 ，提倡念佛修行时，要求习禅者体悟到诸佛如来皆是人心所现的大乘佛理。
　　两汉相交之际，印度佛学东渐，传入中国，禅和禅学便逐步在东土华夏生根发芽。
　　东汉末年安息高僧安世高来华，翻译了不少小乘禅经，并将禅定、禅观与数法结合起来，形成禅味十足的 止观 学说，是后来的禅宗北派渐悟思想的源头。而与安世高同时代的大月氏高僧支娄迦谶，则翻译和倡导大乘禅法，侧重于 本无 （性空）学说，这是后来的禅宗南派顿悟思想的源头。
　　两晋时期，随着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的来华传法，禅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鸠摩罗什的贡献在于使禅学与大乘般若学相结合，而佛陀跋陀罗的影响则在于使中土禅学专门化。佛陀跋陀罗在长安大弘禅业，后到南方传法，使行义理之学的南方兴起了习禅之风。
　　继僧肇完成般学的体系建构之后，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慧远和竺道生又综合大、小乘禅学，并渗入儒、道思想，分别完成了 法性 说和 涅槃 学，提出了法性不变 和 顿悟成佛 的宗教口号，为禅学中国化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
　　梁武帝时，西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依《楞伽经》在华弘扬禅法，倡导 专唯念慧，不在语言 的思想，称是承灵山法会，拈花微笑的如来心印，标榜 忘言、忘念、无得止观 ， 贵领宗得意 ，绝不拘守于经文。达摩的门人有慧可，慧可再传粲禅师、那禅师，自成一派，当时被称为 楞伽师.隋代传至道性，提倡 念佛心是佛 ，树立起 即心即佛 、 心净成佛 的思想。道信传法于弘忍，弘忍开创 东山法门 ，首次标出不立文字，顿入法界，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为中国禅宗的开创奠下基石。弘忍彻底改变以往禅师 一代一人 的单传线路，法门大开，当理与法，分头并恢，以致于出现 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 的局面。弘忍门下学人云集，禅学遂分为两派；神秀开禅学北宗，慧能开禅学南宗。由于后世禅宗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南宗，所以人们常以南宗与中国禅宗划等号。换句话说，是慧能真正将禅学脱胎而变成禅宗的。
　　上述粗线条的勾勒，试图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禅宗渊于禅学，禅学渊于禅；从禅到禅宗的进展过程，就是禅学中国化而最终成为禅宗的过程。

Rose

佛家有三宗：
1、禅宗是中国的佛教，顿渐的关系犹如木匠钻眼， 渐修与顿悟皆主明心见性，生无所住心为明心，见诸相非相为见性。  
2、密宗  
3、天台宗

云水生涯

禅宗大胆地摆脱经典教条和宗教仪式的束缚，主张不谈经、不礼佛、不坐禅，采用 直指人心 的通俗说教，来宣扬佛教的根本精神，为中国化的佛教开辟了全新的发展领域。

云水生涯

可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禅院！{:8_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