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本应天真可爱的小孩子,变成了一只蟋蟀。这只蟋蟀所向披靡,战胜了众多蟋蟀,乃至战胜蟋蟀的天敌——鸡,并能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逢迎皇宫,逢迎权力。最终,这只小孩子变成的蟋蟀,通过变态的努力,为自己困苦不堪的家庭,挣来了富贵。 这是蒲松龄笔下的故事。深刻的聊斋先生,通过这个小孩变蟋蟀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专制制度下权力与金钱所导致的人性异化。在此,我联想到了《庄子》中的那个故事: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竟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在庄子看来,一旦进入权诈场,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是非厉害的泥潭;就会不由自主地处心积虑,钩心斗角乃至丧心病狂;原本自由而纯真的天性就会死亡,原本纯净的灵魂就会变得污浊——当然也就彻底丧失了逍遥游的可能性。
如果说庄子和蒲松龄为我们揭示权诈场中的人性异化,鲁迅先生则通过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众生相,为我们揭示另一种人性异化:当所有的人都因为专制文化而人性扭曲时,唯一的清醒者就成了人们眼中的疯子。而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也通过其《变形记》,向读者揭示出现代人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性异化。
《变形记》中,小职员格里高尔变成一只大甲虫后,世界变得隔膜而冷酷。最后,那只大甲虫在亲人的算计与摧残下、在自己的痛苦与绝望中,悲惨地死去。
鲁迅先生意识到,应该寄希望于尚未异化的孩子,并厉声呐喊“救救孩子”。
蒲松龄为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现实:权力与金钱所导致的人性异化,孩子也未能幸免。
庄子则坚决不让自己融入欲望的洪流,拒绝接受异化。庄子当然明白这样做的代价,那就是自己的终身困顿——拖着尾巴,爬行在烂泥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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