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归道

三、康雍乾百多年统治每一年都远比明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如果说明代的太监总共横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时间，那么满清统治下，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相当于明代太监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贤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魏忠贤横行跋扈的那三年时间里，真正的受害者还只限于一些东林党的上层文官，真正因此遇难被害死掉的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位。那么在满清的统治下，其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不是仅仅局限于官员文人，而且深入民间，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如果考虑满清的屠城迁海之类罪行，受害者人数在几千万乃至上亿，如果不考虑的话，受害者的人数也成千上万。

如果说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尚且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苏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动，把前来抓捕周顺昌的阉党使者打倒在地，把苏州巡抚追打得躲到厕所里去，而最后追究下来的结果只是处死了五人，效果却是“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而在满清的顺治康熙乾隆统治时期，其恐怖黑暗高压统治之下，能够想象发生类似的事件么？清初一个哭庙案，仅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议清廷爪牙的横征暴敛，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就导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圣叹，如果是类似明天启时期那样暴力殴打政府使者，驱赶政府官员，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论处，进行屠城了。即此一点也可见，满清统治下的几百年时间，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贤之所以要杀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确实上疏对他进行赤裸裸的攻击辱骂，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贤来要狠毒得多。别人好心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都会丧心病狂的将其虐杀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满清成千上百件冤狱里，随便挑选几个来介绍一下，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1、乾隆时期骇人听闻的暴虐恐怖统治

比如山西候选吏员严譄请大学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无非是让乾隆澄清吏治，惩治贪官，“略进片言，请吓贪官勿得扰民”[1]，舒赫德与乾隆一伙顿时如临大敌，马上将严譄抓捕，并搜查其住所，于是又查出一件没有来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2]。大概乾隆荒淫无度的劣迹，走漏了一点风声。类似这种性质的上疏，在明代几乎是不当回事的。皇帝要么虚心接受建议，要么就是不理睬，要么斥责几句，然后让上疏人得个犯颜直谏的好名声。

乾隆一伙是怎么料理的呢？敢说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贪官横行，人民困苦，已经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况还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迹。“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3]，于是“旋即下谕，谓其‘污蔑圣躬，实堪发指’，‘总之严譄一犯胆敢书写无稽之语，诋毁圣躬，情罪实为重大，审明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4]。光给予严厉惩罚，乾隆是绝对不会满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给予对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餍足，于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摺指，严夹”，严刑拷打，逼迫严譄招供其消息来源和上奏动机，最后严譄招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5]

追查消息来源自然是乾隆为了知道自己的劣迹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范镇压，至于让对方招供动机，则是便于将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惩罚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谏，反而是正人心，树世风的高尚行为。

最后严譄的结局是按“大逆”：凌迟处死，家属从坐。然后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么仁慈善良，本来是把你凌迟处死，现在只让你砍头，真是天恩浩荡。到此不但是肉体上征服消灭对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胜利，真可谓圆满无缺。比之明代皇帝动辄饱受群臣指责诟病，被丑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别。

也难怪黄裳先生发议论说“看来严譄是受了明末议国本议大礼风气的影响，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妨议论，并可得到好名声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来，最讨厌的正是明末这些‘清议’，严禁的也是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势力。这些都是他不明时势的取死之道。”

类似因为上书被处死的有吴英之狱，乾隆四十五年，已经六十岁的广西人吴英，“投递所著《策书》一本，内容有请蠲免钱粮，添设社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五条”，结果是广西巡抚奏报“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各省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应比照大逆凌迟处死”，除此以外，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两个侄子，也连坐斩立决。[6]

在清廷这些所谓明君圣主统治下，通过正规途径上谏的人，战战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来凌迟杀头之祸。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说，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法子，假托当朝官员的名义，写了一个奏稿，批评乾隆的过失，并且做成是已经给乾隆批复过的样子，是抄录出来的邸报新闻。一般的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这样人类历史上也空前绝后的暴君昏君治下，为民上书，指摘其过失，而乾隆居然还能虚心阅览批复，自然兴奋异常，纷纷抄录传播，以至于当时边远偏僻地区都有流传。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历史档案》上登载有中国历史档案馆整理的《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内容，真是可以让人慨叹无穷。满清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惧有时真是出于人类的想象力之外

编选者王澈在前言里说“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着。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满朝权贵。十六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结果在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中都发现了伪稿的踪迹，牵连者竟达千人以上。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部分史料，供研究参考。”[7]

在《清史纪史本末》对这个案件也有记载。“鲁生遂与时达等伪为嘉淦谏止南巡，疏累万言，指斥乘舆，遍劾阁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传播远近。……此案文武吏牵连获罪者几及千人，蔓延至于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几以忧卒”。

也即被冒名的孙嘉淦在这个案子爆发后，被活活吓死了，可见乾隆之统治恐怖到什么程度。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可以表达意见的话，那么当事人自然不必采用这样的手法。大概实在是想说的话憋的太厉害，但又没有胆子用真名，所以才冒他人之名。但作者可能对满清凶虐的程度仍旧是缺乏充分估计，以至这个案件牵连众多无辜受害。最初的作者被抓到后凌迟自然是不必说了。就是看过和传抄过人都有罪，轻者受几个月皮肉之苦，重则因为恐惧和受不了拷打一命呜呼。

以常理而论，既然是伪冒成奏稿的形式，那么文中内容，就算再激烈，也在一定尺度限制以内，否则被人一眼看穿，无从伪冒了。虽然未见原文，但从当时一些涉案者的供词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比如《陈公绶供折》里“又供:小的见了钱玉珍的稿底，还道是真的，也平淡得狠〔很〕，自然京报有的，不曾抄存，仍给钱玉珍放在瓶口子里的。”[8]

有趣的是，即便这样以奏稿形式包装表达的内容，就已经让满清的大小奴才吓的魂不附体，屁滚尿流。看看相关官员给乾隆的奏折中所用的词句，简直可以想见他们胆战心惊，战栗发抖，咬牙切齿赌咒发誓表忠心的嘴脸，不妨随便摘抄几句。比如《云贵总督硕色为报提塘吴士周禀内伪稿事奏折》中说

“臣批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皇上宵吁勤劳，明并日月，现在薄海内外莫不熙同风，即赏功罚罪亦无不执中至当。今传播词内种种妄诞，不一而足，则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平〔凭〕空捏造，希图妄行传播，不法已极。臣恨不能寝皮食肉，……此等逆徒，虽凌迟不足以蔽其辜，臣不胜痛恨之至”

同一人另一奏折内：

“臣查阅所抄传播逆词，竟系平〔凭〕空捏造谤毁圣主，臣恨不能寝皮食肉。……臣自披阅逆词之日，忿气满胸，切齿痛恨，昼不能食，夜不能寝，辗转思维，恐其传至滇省惑乱人心。……再，此事关系重大，恐致迟误，臣用火牌驰奏，合并陈明。谨奏”

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大抵凡是官员就这一事件给乾隆上书，都必定大表自己如何切齿痛恨，食肉寝皮云云。不过一则内容特别有意思，似乎乾隆底下的官员奴才被这个案件已经吓得近于神经衰弱，草木皆兵，处于崩溃的边缘了，甚至连手下人员为了办案，作为证据抄送稿子，都足可让他们觉得罪孽深重，魂飞魄散。《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为参奏抄腾伪稿上呈之参将李兆事奏折》中说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接提标中军参将李兆呈报拿获僧人亦蕃传抄伪稿一案，将搜获伪稿照抄一纸，上盖参将衙门印信，票缴到臣。臣拆阅之下，不胜惊骇。此等大逆之词，为臣子者，即寓目尚且不敢，而参将李兆竟将搜获大逆之词抄膳，用印呈送，昏馈糊涂，实出臣意料之外。臣现将抄送原折密行咨呈军机处查收销毁，一面密咨抚臣潘思集、提臣谭行义严查该营上下衙门，如有混行抄送存案之伪稿，悉行查出，汇送抚臣咨呈军机处查销。至参将李兆虽系武夫，周知大礼，然见此大逆之词，竟行抄腊呈送，昏馈糊涂至此已极，岂堪仍居将领之任，为备弃表率。除经摘印委员接署外，相应据实参奏，请旨将李兆革职。仍钦遵十月二十九日所奉署镇远总兵唐开中一案谕旨，救交该部，侯究出首恶全案完结之日，分别请旨”[9]

随便看一下里面的奏折标题，那些看过或传抄过这个稿子而被抓捕的人，因为害怕自杀就有好几位，如《浙闽总督喀尔吉善等为查明在押案犯包琳自缢事奏折》，《江苏巡抚庄有恭为报伪稿案内李柱国等供词及施秉乾自尽事奏折》，而这些人大多不过是凑巧看过或传过这个稿子，并非是真正作者，清廷凶虐恐怖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相似的例子来。

归道

发表自己的意见，随时有被清廷凌迟或杀头的危险，那么对古人的意见表示一下赞同，总应该没有事情了吧？不然！满清的仁慈英明之君是不会这么宽容的！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里就举了这么一个案子“有时不必出于自作，批点前人之作也可以构成罪案。程明諲因妄作寿文，圈点成语，被问官捉住，问道：‘《后汉书"赵壹传》内五言诗二首，你何以独取‘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密加圈点，且批‘古今同慨’四字’”[10]

可见直接批评满清固然有罪，不是批评，只是不颂圣，发几句牢骚，有戳穿满清所谓盛世谎言的嫌疑同样有罪。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危险，就算批点古人的意见同样有危险。这就是满清统治下恐怖黑暗所能达到的程度，明代的魏忠贤怎敢望其一二？

最后照例是官员奴才们奏请将程明諲照大拟凌迟，然后乾隆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立诀”

类似的案子还有一个，“山东的地方官从一个乡下读书人家里抄出了几部禁书，此外还发现所批的晋江统之《徙戎论》，当作要案上奏，结果得圣谕，‘斩立决’了。读书人在旧书上写些批语，发点议论，原是平常事，为什么会招来如此的严惩呢?首先是因为江统的文字，但他是古人，只索罢了，现在今人又来加批，称之为“意思深长”，这就不可恕了。……江统的原文结尾说:‘以四海之广，上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上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新为长也’这里所议论的夷夏之防，正是清初的大避讳，以清之臣民竟自赏识这样的文字，自然是大逆无疑了。”[11]

黄裳这里没有提到这个乡下读书人的名字，这是应该补上的，此人是魏塾[12]，他敢批点《徙戎论》，确实比批点《赵壹传》性质要严重得多了，将其从凌迟改为斩立决，从乾隆一伙一贯的作风来看，倒也确为名副其实的宽大处理了。

不过以上都是被人揭发，官方抓住抄家审查后的结果，如果预先把自己的作品送审，应该不至于被处死了吧？也不然！

比如，乾隆三十二年，蔡显因为恐惧于清廷文字狱的淫威，又自以为所著书中并无什么干碍之处，于是“赴松江府呈首自著《闻渔闲闲录》一册”。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奏闻给乾隆，结果真是猪羊入屠夫家，鲜肉送虎狼口。乾隆岂能放过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猎物。经过他仔细检阅后，找出罪状“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原来在满清主子看来，就算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任何评论的记述，就已经是大罪了。

于是蔡显在被严刑拷打之下“不能置辩，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13]

其后“接刑部议覆，将蔡显依律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拟斩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及未字女三女俱解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最后大概他又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首了。而“高晋、明德亦以平日既不能预发其奸，迨自行败露，而又未能悉心签出，而自请交部议处”[14]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引用黄裳一些话，“ 在乾隆中，诗文中最忌讳的是明字。李驎的(虹峰集》内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氏兮，夜未央兮” 都是大逆不道的证据。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中，连其祖父遗诗中“长明宁易得”句也认为是“悖逆显然”。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就连因私仇诬陷者也由此而捏造出莫须有的书名来如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忆鸣’者谐音‘忆明’也）”

黄裳说他们忌讳“明”字达到神经错乱的地步，其实若说满清的奴才被主子的暴虐难测吓得神经错乱或许有之，但满清主子头脑应该还是清醒得很，他们就是要刻意制造这样人人自危，战栗发抖的恐怖气氛。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提到皇家打猎，光是被盛大阵势吓死和累死的野兽飞禽就无数。而康熙乾隆这些暴君希望的就是自己统治下的人们都象被围猎的猎物一样在恐怖气氛中觳觫发抖，战战兢兢，不用他们费力就自投罗网，战栗而死。

2、康熙时期同样黑暗

以上所说都是乾隆时期的情形，或许有人认为康熙要比乾隆好一些，其实也不然。康熙前期，满清统治尚未完全安定，所以还不敢把网收的太紧，纯粹属于饥鹰饶半截肝肠挂，凶屠放片刻猪羊假，但恐怖气氛也已经足可以把大部分人吓得心悸胆破。如果真以为康熙是个什么仁善之主，那就大错特错。

2002年第2期的《清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15]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一样了，为了维护所谓盛世的谎言，是绝对不惜几条人命的。任何敢于戳穿他们谎言，给他们的所谓盛世煞风景的人，都是自寻死路

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还有一个《南山集》案的受害者戴名世也是中了自己错觉和幻想的害！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顷余有志于先朝文献，欲勒为一书。所至辄访求遗编，颇略具。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呜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其终必至于磨灭。……”[16]

这段话是好证据，表明康熙时期，满清的凶焰已经让大部分人战栗危惧，所以才有戴名世所说的“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的现象发生，而戴名世却天真的认为满清文网已宽，这只是那些遗民子孙不孝而已。可悲的是，他最终就死在了自己的天真上。

他为南明争正统说了这么一段话“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愈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探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己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17]

他为南明争正统，自然被满清头目如康熙之流切齿痛恨！他所谓的“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话音未落，以康熙为首的清廷统治者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最后落了个斩首的结局，家人和亲友都被发配为奴！
3、明代更开明，所以皇帝更被丑化，清代极端黑暗，所以皇帝被无限美化

纵观以上列举乾隆康熙两朝的冤案暴行，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黄裳先生说“翻看《清代文字狱档》，其中有些案子论性质都是可以归入《笑林广记》一类的。然而读了以后却笑不出来。那结局往往是很悲惨的。人的价值已经贱如泥沙，而掌握着人的命运者也已堕落在禽兽之下。”[18]

又说“清代文字狱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几乎无事的悲剧’.看来实在是必然的。上面是皇帝，手下跟着一批奴才，老百姓全是虫蚁，被随意捉来玩弄，像猫逮住老鼠一样.并不立即干掉，只是尽情摆弄，直到尽兴时才一日咬死，还得赶在他剩下一口气之前。”[19]

这样的评论确实很精要。明代太监和锦衣卫始终只是少数，大部分时间掀不起什么风浪，而到了满清统治下，则几乎人人都化为太监，人人成了锦衣卫特务，而这样说，似乎还侮辱了明代的太监与锦衣卫，因为从疯狂暴虐，神经错乱，以及想象力丰富的程度来说，他们还实在不能与满清统治下的这些臣民，这些奴才走狗相媲美，不能望其项背。

除了我们上面部分论述的乾隆康熙时期的文字狱情况之外，这种恐怖黑暗的情形，也可以从当时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的记载那里窥见一斑。

归道

“他（指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闵镇远）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20]

“在这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气氛中，朝鲜人敏感地察觉到一种学术和思想的窒息，他们很形象地记载了清人的谨慎小心。比如，前引王鹄亭与朴趾源说了‘禁书事’ 后，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笔谈的纸撕掉，免得留下违碍的证据；潘庭筠听到洪大容锐‘宫中大事’，就大惊失色，‘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他承认自己是‘平生怕死之人’，但是就是这个自称‘怕死’的人，却写下了一句‘茫茫宇宙，舍周何适’。但是，当人问他这句话的意思时，他又转回来锐:‘此乃草率之语，大指亦不过谓中华乃万国所宗，今天子圣神文武，为臣者当爱戴归依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国朝也。’这番言不由衷的话让洪大容感到‘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

“朝鲜使者在和中国学者笔谈时，发现汉族文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常常是很犯忌讳的事情。《蓟山纪程》卷三纪载，江西人王庶绩与朝鲜使者徐长辅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是干犯律例的，‘生于斯，长于斯，即得受此一番拘束’，而且在笔淡中，凡是‘其稍涉忌讳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他们尽可能不留任何证据。比如，在和周应文讨论衣冠式样的时候，因为把‘明朝’字样‘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个姓蒋的六十岁老监生就在看后立即毁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汉人之畏慎每如此’。而朴趾源更明白地总结说，清朝皇帝钳制舆论的用心良苦，而汉人深自掩饰的心思也相当深刻，凡写几行文字都要‘铺张列朝之功德，感激当世之恩泽’，常常‘开口称颂，举笔谀佞’‘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所以‘汉人之心苦矣’。”[21]

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强制性的颂圣中，颂圣从强制变成了习惯，从被动变成了主动，从难受变成了欣然，从恶心变成了舒服，于是谎言也就变成真理，于是人们真以为自己歌颂的那个对象是所谓的圣人明君，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什么繁荣盛世！

当时间流逝，康熙乾隆时代的人都死掉了，后代人没有亲身经历，就更把谎言信以为真，不再分辨那些颂圣的言辞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

可以说，如果把康熙，乾隆这类禽兽皇帝放在明代那样开放的舆论环境下接受考验，那么他们比起明代最糟糕的皇帝，所能得到恶评，应该多百倍千倍。

然而，现在我来说清朝所谓最好的皇帝都比明代最差的皇帝都要糟糕，人品都要恶劣，我岂非要被大多数人视为疯子，视为偏激？尽管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

把公认明代最糟糕皇帝之一的明武宗和康熙乾隆比较一下：明武宗可以说动受掣肘牵制，远不能如意；清朝的康熙乾隆基本是随心所欲，想出游几次就出游几次，想建造多奢华的游乐场所就建造多奢华。

明武宗的行为在当时就受到大臣们肆无忌惮的非议抨击乃至丑化夸大，即便试图用廷杖来惩戒那些阻止他的官员，结果也依然不奏效，相反，那些受到惩罚的官员成为舆论的英雄，道德的楷模，他们的行为更被推崇，乃至起来进谏皇帝的人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继，成为风尚；而在清朝康熙乾隆时期，那些试图劝谏皇帝的人，不但没有好下场，而且被羞辱的无地自容。

从这两点不同来说，应该讲是明朝的皇帝权力更受限制，明朝的大臣人格更独立，明朝的舆论更自由，是明朝的优越进步的地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两点，丑化明朝皇帝的言论可以毫无阻碍的宣扬传播，而在清朝那里，只有阿谀颂圣的言辞才能保存流传。结果反而造成了，在一般愚人那里，同样性质的行为，程度要轻得多的明武宗被评成荒淫无道，而程度要严重得多的康熙乾隆，自然还是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圣主。

在满清的屠刀下，不要说皇帝暴行，恶行的充分揭露，就是一些正常的批评，建议都难以存留；不要说对满清社会黑暗丑陋的彻底批判，就是稍微对所谓的盛世有些异议，结果就是家破人亡。人们战战兢兢，觳觫发抖，恐惧不安，惟恐说的哪句话，写的哪个字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除了颂圣，还是颂圣，别无选择。

明代在皇帝的同时代，各种丑化攻击的皇帝的言论就可以自由散布流传，甚至直接呈送给皇帝看，而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时期，这类言论一经发现，不仅发布这些言论的人要遭受凌迟砍头，即便仅仅阅读传播，都难逃罪名。

明代不但各种私修史书里可以充满对本朝历代皇帝的批评非议乃至造谣污蔑性质的攻击，就是官修史书比如明实录里也往往充满对皇帝行为的蓄意歪曲丑化，对一些过失夸大渲染；而清代呢，私人修史，自然是清廷主子奴才严厉打击的对象，官方钦定的史书自然更是谎话连篇重重粉饰！

结果因为明代空气更自由，更进步，更开放，更宽容，所以明代被丑化得厉害，因为满清更专制，更落后，更封闭，更残暴，反而被美化粉饰得天花乱坠！

但以上说的这些有什么用？愚人们是不会去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习惯接受的印象究竟如何而已！于是绝大部分人心目中，康熙乾隆依然是英明圣主；黑暗窒息，人民极度贫穷的社会依然被吹嘘成所谓辉煌盛世。而真正繁荣，富裕，宽松，开放的大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却依然是黑暗压抑专制的代名词，是宦官横行，皇帝都残暴变态的社会！

这就是谎言定律的神奇作用！大部分人被愚弄而不知，还自以为对历史很了解，人之可悲可怜，一至于斯！在明清评价的问题上，谎言定律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归道

四、对明清重新评价，尤其是恢复明朝名誉的重大意义

但对于那些不甘心被谎言定律所束缚的人，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头脑不被长期以来一直被灌输的那些东西所误导的人，还是应该大声疾呼一下，必须彻底抛弃原来那些印象，必须对明清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这是不容轻忽的问题，而并非可有可无的事情！

对明清朝的重新评价，所牵涉的并不仅仅是这两个朝代本身，牵涉的更是一系列更为严肃的问题，牵涉到究竟如何评价中国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个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后果，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发展！

对明清的重新评价，不仅仅是不断揭露批判满清的丑恶黑暗，不仅仅是明确明朝与清朝的本质区别，彻底驳斥一切试图把明清合论的做法，更重要的是为明朝彻底正名，彻底洗去泼在明朝身上的脏水，是还原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或许有些人也同意对满清的揭露批判，但一提到明朝，却依然是鄙夷不屑的态度，认为就算明朝比满清好一些，那也好的有限。他们心目里中国的鼎盛辉煌时期应该是汉唐，强汉盛唐才让他们热血沸腾，心神向往。

然而这样的看法，本质上依旧是谎言定律遗毒未消的结果，本质仍旧是在歪曲历史真相，依旧是在为满清这类政权张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事实的分析看，这类看法本身就是建立在长期灌输的成见偏见之上，经不起事实的核验。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文化，科技，思想等等诸多领域，宋明比起汉唐都有着巨大的本质性进步。再从对外的开放以及影响程度来说，汉唐也根本无法与明朝相比拟，从国家保持强盛的时间来说，汉从汉武帝之后就已经衰落不振，唐从安史之乱后更是名存实亡，藩镇割据，而明朝在其接近灭亡的万历时代，依然能出兵朝鲜，驱赶日本侵略者，这是无从比肩的。从弊政来说，汉唐的外戚宦官权臣军阀的势力远比明朝厉害百倍，仅以宦官一项，汉唐的宦官可以废立皇帝，可以直接掌握兵权，明代宦官望尘莫及。至于社会活力，开放程度，明朝更是遥遥领先。

那为什么在事实对比如此明显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依然会把汉唐作为中国文明鼎盛的观念视为金科玉律呢？

这本质上还是长期有意识灌输得来的结果，本质上还是奴性长期积淀的结果！在满清时期，任何对明朝的赞颂都是有杀头危险的，就如黄裳先生所说“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既然当时直接指摘清朝的黑暗有杀头的危险，赞颂明朝同样有杀头的危险，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是批评明朝的缺点，而这种批评的主观动机倒还未必是迎合满清主子，而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视为一种病态的发泄与转移。既然慑于满清屠刀淫威，对当时的黑暗恐怖不能说半个不字，那么从明朝历史中搜罗一些阴暗丑陋处，大加鞭挞，也算是找一个发泄郁闷不满的出口。而在大面上依然不失以前朝之黑暗丑陋来衬托本朝之辉煌圣明，决无危险之虞。

而清廷的主子如康熙乾隆之流在这个过程中还不妨给明朝来一些冠冕堂皇的赞扬，“慷慨”的给几句好评，比如“治隆唐宋”之类，甚至臣子奴才们对明朝人事评价过于贬低的时候，还可以训斥一下，显示一下自己的“宽广”气度，“公正”心胸。当然这只是主子的特权！如果哪个奴才会错了意，真的诚意去赞颂明朝的话，那恐怕一只脚就已经跨入阎王殿了，不落个凌迟的结局，只被砍头就该叩谢天恩了。甚至诗歌里隐约带到一丁半点“一世无日月”“天所照临皆日月”“翘首待重明”“长明宁易得”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当大部分文人学者，乃至普通百姓的注意力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几乎都只能集中在明朝的阴暗缺陷之处的时候，即便所具体列举出来之阴暗缺陷都确为真实，那么这种对事实的一边倒选择性陈述已经构成了对历史真相最大程度的歪曲，已经造成了大部分人对明朝最恶劣的偏见。

对许多人来说，既然赞颂明朝很危险，而汉唐离的比较远，赞颂一下，危险相对小许多。久而久之，所造成的舆论就是，汉唐成了所谓中国文明的鼎盛，而明朝则被贬低的一文不值。

而满清的主子奴才或者现在那些为满清张目的人，也乐见这种舆论的形成。因为按照这种舆论，中国由汉族建立的文明实际上是在汉唐以后，不断走下坡路，不断倒退衰落，不断僵化保守，是已经缺乏活力的文明了。

按照这种逻辑，既然汉族文明已经是倒退衰落的文明，缺乏活力的文明，走下坡路的文明，那么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征服奴役，就不但是罪恶的，反而是所谓的“输血”，是带来“新鲜血液”，侵略无罪，征服有功，汉奸进步的结论自然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了。

或者有些人退一步，承认满清统治的黑暗停滞，也可以顺水推舟，把责任退给汉文明本身，说成是明朝的延续，依然可以为满清的侵略奴役开脱罪责！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为明朝正名，牵涉的不仅仅是明朝本身，而是“究竟如何评价中国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个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后果，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可以说明朝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和枢纽所在，不理解明朝，就根本谈不上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

应该大声疾呼，用事实来击破那些竭力贬低明朝的谎言滥调，来还明朝之真面目！

归道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人民最富裕的时期，即便到了明朝晚期，末期，北方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看看一些明人的笔记，南方依然是繁荣如盛世。

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精神最为自由，思想最为解放的时期。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出产思想家质量最高，数量最多的一个时代！象王艮这样从盐丁出身，而成为天下闻名，世人尊敬仰慕的平民思想家，乃至被称为圣人，更是秦汉以来所未曾有的。东林党人领袖顾宪成曾经这样描绘过王艮以及他在明人心目中地位“弟闻泰州一灶丁，公然登坛唱法，上无严圣贤，下无严公卿，遂成一代伟人。至于今，但闻仰之，诵之，不闻笑之，呵之也。”

由一个灶丁一跃而成为明朝的一代思想伟人巨人，学生弟子遍布天下，甚至其他学派党派（东林党是王学之对立产物，而泰州学派本身是王学的分支，而且走的更远更激进）的领袖也不得不敬佩称赞歌颂，这也是只有在明代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任何其他朝代都是无法想象。

此外如王廷相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阳明这样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何心隐这样的狂侠思想家，高攀龙顾宪成这样的政治思想家，张溥这样的在野政治领袖，戚继光这样的军事思想家，徐光启这样的科技思想家，徐霞客这样的地理思想家，吴有性这样的医学思想家，还有唐伯虎，徐文长，汤显祖，吴承恩，袁中道，冯梦龙等一系列千古流芳的艺术家，还有方以智，王夫之，傅山，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等等明朝社会生长培育出来的人物，群星璀璨，让人眼花缭乱。

为什么明朝如此富有活力生机的社会，却被丑化歪曲成黑暗压抑停滞的社会，这是值得许多人深思反省的问题！

现在的人对明的感情已经太淡薄，淡薄的近于凉血！

现在的人不知道，如果说中国人最应该感谢历史上哪个朝代，那就是明朝。是明朝让中国在经历蒙元侵略统治之后重新崛起，是明朝恢复了中华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审美情趣，是明朝把中华文化发扬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程度，是明朝保留和激扬了中国人的骨气，刚劲之气。对比一下原本同样站在世界文明颠峰的阿拉伯文明，在经受蒙元侵略之后，却没有类似朱元璋一样的人物重振雄风，至今陷于愚昧保守，至今沦为西方附庸的局面，难道我们居然吝啬于对明朝的这一点感谢！

现在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烈士遗民对明朝提出过如此多的批评，但他们对明朝的感情浓烈的似乎任何化学溶剂都无法稀释！

明遗民归庄在明亡后所作的《万古愁》以“混沌元包，却被那老盘皇无端罗唣。生喇喇捏两丸金弹子，撮几粒碎尘铙”开头，磅礴喷洒，淋漓痛快地嘲尽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到明建国以前的历代圣贤帝王，惟独说到明朝的时候，文辞一改嘲虐，倾注了浓烈的感情！

“唯有我大明太祖，定鼎金陵早。驱貔虎，礼英豪，东征西讨，雾散烟消。将一片不见天日的山前山后，洗净得风清月皎；将一番极龌龊不堪的异言异报，生劈开中华夷獠。真个是南冲瘴海标铜柱，北碎冰崖试宝刀。更可喜十七叶圣子神孙，一个个垂裳问道，食旰衣宵。

“谁知道天地变，孽芽萌，生几个翦毛，挟几把短刀，不提防竟冲破了崤岷道。望秦川欃枪正高，指燕云旌旗正摇，一霎时把二百七十年神京生踹做妖狐淖。

“痛痛痛，痛那十七年的圣天子，掩面向煤山吊。痛痛痛，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剑向昭阳倒。痛痛痛，痛那有令德的东宫，生砍做血虾蟆。痛痛痛，痛那无罪过的二王，竟做了一对开刀料。痛痛痛，痛那咏关雎效脱簪的贤国母，横尸在殿阶前，没一个老宫娥来悲悼。痛痛痛，痛那受宝册坐长信的懿安后，只身儿失陷在贼窝巢。我恨恨恨，恨只恨这些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青诰，乌纱罩首，金带横腰。今日里，一个个稽首贼廷，还揣着几篇儿劝进表。更有那叫做识字文人，还草几句儿登极诏。那些不管事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多押在东城奥。夹拶着追金宝。娇滴滴的女妖娆，白日里姿淫嬲。俊翩翩的缙绅儿，多牵去做供奉龙阳料。更可恨九衢万姓悲无主，三殿千官庆早朝，万劫也难逃。”

王夫之在《黄书》也对明朝和历朝做了对比，对明代皇帝做了公正的评价，“明兴，家法忠质，宫廷清洁，无别馆离宫之崇饰，无龙舟、步辇、驰道旁午之游观，无置骑飞舸，千里割鲜、铜狄花石之供，无算车、料产、均输、酒酢、子母责息之利谋，观道尽矣。而贪沿下游。极重不复者，法教不施，而风俗苟简也”[1]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明代的问题不是皇帝太贪婪，或者政府对民间剥削太严重，而是“贪沿下游”，这个“下游”指的是什么？或许不能确切知道，但理解为下层的官员，乃至普通的商人百姓，应该说八九不离十

归道

明遗民王余佑（号五公山人）写的这首诗也可以看出起对明朝深厚的感情

“为避风波镇闭门，安心不说旧朝恩。无端梦起兰根土，自取青山拭泪痕”[2]

明遗民顾梦游说“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3]

冯梦龙在明亡后迅速编印的《甲申纪事》中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上至朝臣，下至普通平民的忠烈之士殉国的事迹，其中有一则是来自他家乡。“吴门许文学琰，字玉重，……欲向贵人求起义不得，号恸求死”，三次自杀，一次投江，被人救起，“投缳门侧”，又被救归，结果“家人进餐，先生怒甚，其嚼瓯咽之，喉肿，绝粒五日，又作一绝而逝”。

冯梦龙为此作了好几首诗以作悼念，其中一句诗是“合眼休言万事空，无穷幽愤郁胸中”[4]

明朝的遗民林古度“儿时一万历钱，佩之终身”，他有诗说“登高空忆梅花岭，买醉都无万历钱”[5]

大学者，大思想家，也是明朝的遗民傅山有诗说“苦楚四十年，矢作崇祯人”[6]

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些在历经满清森严文网之后侥幸保存下来的明遗民对明朝的赞颂之辞呢？又有几个人知道当时人民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呢？倒是对从遗民那里摘录出来批评明朝的文字津津乐道，渲染不已。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被污蔑的最厉害的朝代，被丑化的最厉害的朝代，被糟蹋的最厉害的朝代，但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朝代。

为什么李自成的义子乃至义孙，最后成了拥护明朝最坚定，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力量，为什么他们在南明时期，不再打自己的旗号了，而完全成了忠于明朝的力量。这未尝不是出于内疚，未尝不是出于赎罪！

到最后弹尽粮绝，重重围困，山穷水尽的时候，任何其他功利的想法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当我们说李来亨的茅麓山的时候，他不是作为李自成的孙子，而是作为在整个大陆都已经沦陷的时候，仍旧打着明朝旗号抗清的明军将领，他们是“明军”！
　　甚至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结尾，写到这最后一曲悲歌的时候，反复强调的也不是他们的闯王余部的身份，而是强调他们的明军身份！这其中用意何在，读者自当深思。

不理解明朝，也就不可能理解明末那些遗民，那些抗清烈士的行为和他们的感情！

不为明朝正名，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情，始终不过是玩弄清朝以及他的后继者袁世凯、蒋介石之流尊孔的把戏！

归道

附录1、奴尔哈赤反明所谓七大恨之荒谬可笑

为了更完整，更充分驳斥那种所谓明朝残酷压迫剥削女真人的无耻谎言，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奴尔哈赤起兵反明时候提出的所谓“七大恨”！

本来只需列举这“七大恨”的具体内容，逐条分析驳斥即可，但事情没有如此简单！如果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可以发现存在着七大恨内容的不同版本，有些版本有具体的出处，有些版本则出处也没有。

一个区区的“七大恨”，尚且流传着诸多不同的版本，这倒真是令人困惑的事情。一些研究档案的学者说“天命三年的‘七大恨’原稿，努尔哈赤在祭天誓师后已焚于赫图阿拉堂子前。天聪元年，皇太极率兵攻至明宁远城下，其致书明守将袁崇焕，言及兴师之由的‘七大恨’原文，也早焚于战火。现在存留于世的，是天聪四年后金军队打到北京城下，在返回东北时，为安抚民心而刊布的‘七大恨’谕民榜文。因前几次‘七大恨’原文已经毁失，其后都是追忆写成的，所以各版本文字不完全一样，但内容都大同小异。”[1]

真是如此，那倒也可以理解。但是只要稍微比对不同版本七大恨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存在明显的粉饰，实际上各版本的异同远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文字上略有出入，大同小异，恰恰相反，存在着很巨大的区别！

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写过一篇考证的文章《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2]，几乎列出了关于七大恨的所有可能的版本，这里不妨列举一下

天聪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乾隆四年间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老档秘录》中《太宗与袁崇焕书》中提到的七大恨、《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丙子文》中提到的七大恨、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中所记录的七大恨、北大研究所所藏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之七大恨

以上七个版本中，前四者之间，一致性比较高，意思大体接近，只是在某些用语名称上有出入，确实可以算作大同小异；而王在晋所记录的七大恨，则过于简略（类似明实录中的相应记载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并非直接出于后金自己颁布的文献，不足深论。剩下的就是天聪四年木刻榜文原件所记载的七大恨，恰恰是这个榜文中记载的七大恨与清修的实录及满文老档中的内容实际上有很大不同。而孟森通过考证后认为，这个榜文中所记载的七大恨内容最接近于奴尔哈赤起兵反明时的原状，而其他清人档案实录中所记载的七大恨都已经过清人刻意篡改，偏离当初原貌很多了。

孟森的理由是“此（即榜文）为天聪间追述天命年事，然告天七恨之文，以此为最近原状。七条事实，皆太祖时事，且皆万历四十六年以前之事。如末条以萧伯芝蟒衣玉带为恨，后来太觉其无谓，至天聪九年作实录即已改之。文中译名，皆与明代记述中相合，至修实录，多所改正”

“榜文乃告当时关内外军民者，至今仍是原件，档案则随时整理。其称满洲国皇帝致书于袁巡抚云云，根本是时，建洲尚未称满洲，尚未有志于做皇帝。至于修实录，备档案，皆与建国号曰清，改用崇德纪元相因而来。故谓老档所载天聪元年之事，即天聪元年原文，事实绝不然。惟天聪四年之榜文，则确为天聪四年所刊布，此则必可信者也”

“萧伯芝之来建州，乃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四月之事。四十六年太祖填砌七大恨条目，偶指一近事凑数，不甚计其事之轻重，以天朝来使之倨傲，与杀其父祖并列，固一时草草之文耳。自此距十一年而为天聪四年，其时边民所见闻十一年前之建州七大恨之书，当时再见，必为大致相同。故萧伯芝一款仍在文内。其决非事隔多年，反添入此不关大体之事，谓可增高其仇恨也。特天命四年之原文有此，此时未暇改窜，其后修实录时改定老档，乃将七大恨润色，遂成清代各记载中之七大恨。若谓天聪元年已改定七大恨文，而四年木刻榜文，反添入多年前一不重要之事，无论事理失伦，抑亦为记忆所不注及也”

从孟森的论述来看，天聪四年后金政权自己颁布的榜文留存至今的原件中所记七大恨内容，最接近原状，当属无疑，而其他各种经过满清统治者修订整理的史料文献如《满文老档》，《清实录》中的记载都应该被满清篡改过，也是很清楚了。

我们不妨把榜文与乾隆四年间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关于七大恨的内容都摘录出来对比一下，看看究竟存在什么区别，为什么清朝统治者要进行这种修改，原先奴尔哈赤的七大恨中究竟什么是被后来满清统治者当成是见不得人的。

天聪四年木刻揭榜之中“七大恨”的内容如下：

“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

“癸巳年，南关、北关、乌剌、蒙古等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仰庇皇天，大败诸部，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迁入内地，赘南关吾儿忽答为婿，南朝责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复置故地。后北关攻南关，大肆掳掠，然我国与北关同是外番，事一处异，何以怀服，所以恼恨二也

“先汗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见疑，故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后沿边汉人，私出境外，挖参采取。念山泽之利，系我过活，屡屡申禀上司，竟若罔闻，虽有怨尤，无门控诉。不得已遵循碑约，始感动手伤毁，实欲信盟誓，杜非有意欺背也。会应新巡抚下马，例应叩贺，遂谴干骨里、方巾纳等行礼，时上司不纠出口招衅之非，反执送礼行贺之人，勒要十夷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所谓恼恨者三也。

“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我两家构衅，南朝公直解纷可也，缘何助兵马，发火器，卫彼拒我，畸轻畸重，两可伤心！所谓恼恨者四也

“北关老女，系先汗礼聘之婚，后竟渝盟，不与亲迎。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似此耻辱，谁能甘心？所谓恼恨者五也。

“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前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谴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恼恨者六也。

“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文□之间毒不堪受。所谓恼恨者七也。”

我们再来看看经过满清主奴历次篡改修订之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记载的所谓七大恨的内容，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恨之故，是以征之。”

比较《清实录》中七大恨与榜文中七大恨内容异同，主要区别有如下几点，在榜文中，虽然后金分裂分子的狰狞嘴脸已经彰现无遗，以国自称（事实明朝中央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们的分裂），但那时候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先汗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即遵依上命”，“我部看边之人”，“我国素顺”。

而到了满清的《实录》中，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满清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即他们彻底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彻底把自己占领中国的行为看成是外来国家和民族和对中国的征服占领和殖民统治。在这种基础上，倒打一耙污蔑明朝是侵犯后金的边界。

由此延伸的，榜文中七大恨涉及的一些历史内容，也在满清实录中被完全删除，比如明朝制止奴尔哈赤对其他部族的侵略，勒令其退回土地的内容被删除了，以免泄露其本身就是明朝臣民的历史真相。所谓“设碑立誓”不过是奴尔哈赤与辽阳副将吴希汉之间设立的所谓盟誓，根本不是什么和明朝中央政府签定的誓约，这点也被删除了，给人造成的错觉似乎所谓“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是一直存在的一个独立的后金国家同明朝中国之间签定的边境条约一样，而事实上明朝中央政府怎么可能设立这种把边境划到在自己国家领土范围内的誓约，自己国家的领土，自己的人民不准前往，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删除了这么多之后，满清的主奴为了依旧凑满原先所谓的七大恨，也真是煞费苦心，可惜左支右绌，欲盖弥彰。其列出的七条中，第二条是指责明朝“卫助叶赫”，抵御奴尔哈赤杀人抢劫分裂集团的侵略，第四条实质还是指责明朝帮助叶赫，“明越境以兵助叶赫”；第六条还是一样“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第七条呢，依旧如此“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所谓七大恨，倒有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满清主奴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的出愚昧疯狂变态心理，也足令人喷饭。

既然明确了天聪四年的榜文更接近奴尔哈赤所谓七大恨的原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针对其内容来进行分析，看看明朝究竟怎么压迫欺凌奴尔哈赤团伙了！我们且不管这个所谓七大恨真假如何，仅仅从其内容本身来看，大部分内容倒是十足暴露奴尔哈赤一伙人的抢劫杀人集团的实质，以及妄图割裂国土的狰狞猖狂嘴脸。

我们先不妨把第一条放在一边，看看其他几条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如第二条“癸巳年，南关、北关、乌剌、蒙古等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仰庇皇天，大败诸部。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迁入内地，赘南关吾儿忽答为婿，南朝责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复置故地”

这条主要责怪明朝不帮他去侵略残杀其他部族，反而制止其侵略屠杀抢劫行为。从内容来看真是典型的自打耳光，先说其他部族来打他，“南朝休戚不关”，问题是其他部族为什么联合起来打他，如果不是其先行四处大搞侵略屠杀，怎么会其他部族联合起来攻打他一个？而且他标榜“大败诸部”，既然他自己有能力打胜仗，明朝再派军队来帮他打，莫非真是银子多了没有地方花？既然他已经打败诸部，也就是已经得了便宜了，那么他所谓复仇，是复的什么仇？本来就是隶属于明朝，这样到处攻打屠杀其他部族，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为了满足其病态野心，置普通百姓生死于不顾，难道是中央政府授权他这么做的？明朝制止其侵略屠杀的行经，勒令其退回侵略的土地，有什么错？这就是构成其所谓大恨的理由，只能说是强盗集团凶残病态的逻辑

归道

第三条更是无耻之尤，他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 ‘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什么时候得到过中央政府的承认？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率领的强盗集团私人的领地？什么时候普通汉人挖参采取，就成了公然屠杀这些汉人的正当借口了？他不顾国法，任意屠杀采参的汉人，中央政府不直接让他抵命，就已经是宽大为怀。而其居然还无耻之极的认为“勒要十夷偿命”是“欺压如此，情何以堪”。莫非按照他的禽兽逻辑，任意屠杀采参的汉人，不受任何惩罚，凶手逍遥法外，才是所谓不欺压，看来他已经视汉人的命蝼蚁不如，想杀就杀，这也就难怪他和他的后代在后来屠杀汉人平民的时候表现的如此丧心病狂，肆无忌惮！

第四和第二条一样，还是因为明朝政府帮助其他部族抵御其侵略屠杀的野蛮行径，而让其心怀怨恨。

至于第五条“北关老女，系先汗礼聘之婚，后竟渝盟，不与亲迎。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似此耻辱，谁能甘心？所谓恼恨者五也。”

则是充分暴露了奴尔哈赤其人的流氓恶霸嘴脸，北关老女也即叶赫布寨之女，布扬古贝勒之妹，本来是曾经许娉给奴尔哈赤，但叶赫之所以悔婚，和明朝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奴尔哈赤其人自身禽兽变态行为导致的结果，叶赫布寨贝勒本来是其未来的岳父，结果在一次战争中被奴尔哈赤手下的士兵杀死，这已经是杀父之仇了，如果奴尔哈赤妥善处置，或许彼此还有改善关系的机会，然而此人的行径非正常人所能理解。叶赫希望其归还尸体，本来是正当的要求，就算真是敌人，处于对对手的尊重，既然人杀了，那尸体归还也不妨，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曾经有过婚姻约定。然而奴尔哈赤又表现出丧心病狂，令人费解的残暴，他竟然把布寨的尸体砍成两半，把一半归还给叶赫。如果在这样情形之下，布扬古还愿意把他的妹妹嫁给奴尔哈赤，那恐怕也不是人类所能做的行为了！

如第五条中的“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是事实的话，那给奴尔哈赤扣上一个欺男霸女的恶棍帽子，应该不算冤枉他，他自己娶不到的女人，居然用武力威胁，让其“不敢轻许他人”，真是“我得不到的东西，也绝不让别人得到”的禽兽心理淋漓尽致的表现。布扬古的妹妹从一个妙龄少女拖到三十岁的老女还没有出嫁，与奴尔哈赤所谓的“不敢轻许他人”大概确实有密切关系吧。

而“南朝护助，改嫁西虏”即便真是属实，那也是明朝政府主持了公道。他的恶棍心理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就因此对明朝产生了仇恨，这只能说奴尔哈赤此人心理极端变态畸形，而决非是明朝政府的过错。

至于这第六条，“前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谴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恼恨者六也。”也即对应《实录》中的第五恨“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

也还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事实真相是这些土地原本是属于哈达辖区，奴尔哈赤的抢劫杀人集团，不遵守中央政府约束，侵略攻灭哈达，已经是属于违法作乱行为。对于他妄图把这些土地归为己有，明朝政府当然不可能予以认可，否则岂非鼓励放纵其肆无忌惮进行侵略屠杀的行径？

最后一条萧伯芝，更属荒唐可笑，暴露的只是奴尔哈赤其人心胸极端狭隘畸形的病态心理，就如前面引用孟森所说“末条以萧伯芝蟒衣玉带为恨，后来太觉其无谓”， “太祖列入七大恨中，亦自觉无事生事。后各本皆删此条，而析别条以足其数”。其实说完全删除也未必确切，但说修改后的版本里，隐没具体姓名，含糊其词了事，应该没有疑问。

纵观以上所说，除了第一恨以外，其他几条几乎都是明朝政府履行中央政府的正常职责，制止奴尔哈赤集团四处侵略，抢劫屠杀其他部族，滥杀无辜的行为，维护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正当利益，，这其中也包括维护那些不不属于奴尔哈赤团伙的女真人的生命财产，如果把这些行为说成是所谓民族压迫？那么今天中国中央政府打击地方分裂势力，制止东突藏独的暴行，是不是也可以被描黑成民族压迫？这样的逻辑显然是极端无耻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七大恨中所谓的第一恨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第一恨也即奴尔哈赤父祖，塔克世、觉昌安被明军所杀的事情。从表面上看，这一恨似乎可以站出脚，但实际上只要稍微看一下历史，这第一恨同样是奴尔哈赤为了实现其分裂野心，而编造罗织的借口。

塔克世、觉昌安是被明朝军队在平息当时抢劫杀人团伙王杲（此人也是奴尔哈赤的外公）及其子阿台制造的叛乱时被误杀的。当时明朝政府就此事进行了道歉，并进行赔偿，还让奴尔哈赤继承了祖职，应该说明朝政府的做法已经是相当负责了，即便现代国家如果发生此类事件，所能做的充其量也不过如此。而且从当时奴尔哈赤的表现来看，他也完全接受了明朝对此事的处理，甚至在以后他还用明朝对他祖、父误杀进行的道歉赔偿在其他女真族势力面前进行炫耀。另外直接导致觉昌安、塔克被误杀的是李成梁父子的军队，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奴尔哈赤不但没有表现出对李成梁父子的不满，反而相当巴结讨好，甚至有传说他当过李成梁的干儿子。

然而到了三十多年之后，奴尔哈赤居然又以此事作为仇恨明朝的理由，这只能说其为人毫无廉耻信义可言，当然也可以说这种人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本来就是不择手段，没有借口尚且要编借口出来，更何况有这么一个涉及父祖被杀的借口呢。

归道

附录2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内容部分摘录[1]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

但是，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早已和过去不同了。顺治十三年(1656)，坪麟大君李*出使清国的时候写《燕途纪行》，回忆二十来年前在清国当人质的屈辱，把自己想象成身陷匈奴的苏武，而把大清帝团想象成匈奴，说自己“空抱苏武之节牦，日望上林之归雁”。顺治之后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这些朝鲜人仍然怀着这种心情，不时笔下就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和对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怍中华


一 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明帝国的全面认同

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多人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这种严肃的历史著作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 (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 “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封神宗再造之恩的感榭，对万历皇帝的这种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其实，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曾经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的《感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

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

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

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团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

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

……

同一年（1636），在大清使臣的要挟和大清军队的武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洪翼汉，以及李璧求、李景奭等等，先后上疏锐，“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他俩觉得，如果承认大清的大号，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鲜尊我为天子”，朝鲜国王将“何面目立天下”。

……

仅仅就是这些历史记忆，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国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痛心疾首，觉得“天朝”的崩溃仿佛是“文明”的消失。为了表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

……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嬗变的申泽(1662一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归道

二 鸠占鹊巢：朝鲜人对清廷的鄙夷与偏见

……

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 “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

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年），……朝鲜方面派使臣郑载嵩前往礼部呈文，但是不仅“胡皇大怒”，礼部还指责朝鲜呈文中有“狂孛”之处五，居高临下地申斥，使得朝鲜方面感到相当耻辱，……这一年的十一月，国王为平息这些愤怒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赏有深意的话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

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康熙五十一年即朝鲜肃宗三十八年1712)，这种耻辱感依然如故，都提调李颐命在上札中，不仅去掉康熙”年号，并且提到“万历二十一年为我宣庙癸巳……神州陆沉而国耻莫雪，皇朝蓄物，无一存者。而束征峙遗迹，获睹于百年后，岂非深悲而宝惜之者乎?……呜呼，我国于皇朝，毋论其三年臣事之义，若神皇之倾天下之力而济属团，自有天子诸侯以来所未闻者”。在他的札子中可以知道，不仅当时的朝鲜团王对于大明“设坛而岁荐香火”，而且孝庙“亲见天地之崩裂，日夜腐心，实有虽百世必复其仇之义”，所以他建议，等待时机，“以待天下之有变，庶可以洗此耻，复此仇”。也许，朝解人的历史记忆格外深厚，对于荣也罢，辱也罢，他们都记得特别牢，直到雍正年简，松窩处士安命夏(1682一1752)出东门渡看到清团征服朝鲜后所立的石碑，心里仍然很激荡，“清国颂功之碑，而我宗社侮辱之处”。他觉得，朝解当时的这种屈服真是不应该，因为已经违背了孟子所说的亘宇宙而维持人纪的“大经”，所以，他痛哭流涕“我东方堂堂礼仪之国，岂知一朝沦腥膻事夷狄”，而这个“夷狄”现在却占据了地理上的“中华”，而且一占就已经八九十年。

……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

不仅是朝鲜的官员士人在上书进言中表达着对清皇朝的愤懑和屈辱，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家也在表达着对这个新宗主国的轻蔑和鄙夷。在朝鲜当时对明清之际历史的记载中，尽管李玄锡《明史纲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祯十七年(1644)，把崇祯去世、北京陷落和顺治元年当作明代的终结，这好像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汉谦进呈李玄锡《明史》的时候，却在稿末说明李玄锡编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这种不承认清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笔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像南有容 (1698一1773)《明书纂要正纲》就直指李玄锡的做法有不妥，他将明史从明太祖写到永历十三年(1659);赵徹永《续明史》也纪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即清军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在序中看出，他相当重视华夷之说，并站在南明的立场上，以南明为“我朝”，以清朝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续史略翼笺》也同样把明史写到永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开说，“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国”。此外，李锡佑(宪宗、高宗时人)的《芊园家势续通鉴》二十三卷(记宋太祖至明永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纲目》之第十卷(记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都不认同1644年顺治元年作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标志却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统政权。所以，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鲜奉清正朔百余年后，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南明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