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末烈士遗民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如此痛苦的境地？
不是说明朝统治黑暗腐败，不亡没有天理，清朝才是顺天应人，大得民心么？不是说满清进行的是统一中国，民族融合的伟业么？
是这些烈士与遗民们忠君的思想太浓厚？太过迂腐保守么？可是王夫之明明说，可禅可继可革，还痛批唐朝韩愈的谬论“韩退之惟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现出他没本领，假铺排勾当，又何曾梦见文王心事来？朱子从而称之，亦未免为其佞舌所欺……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
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更不必说那些原先农民起义军成员，最后却成了打着明朝旗帜抗清最坚决最顽强，持续时间最长的力量，他们原先以反明起家，更不存在忠君不忠君的问题
是这些烈士遗民们太过排外么？太过狭隘么？可是许多遗民恰恰表现出很开放的胸襟，比如朱舜水说“世人必谓中国胜于外国，古人胜于今人，此乃眼界逼窄，怍此三家村语”，比如方以智对拼音文字的研究，希望“古今中外，千万里之外，皆可对翻”，比如王夫之的文明起源论，认为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文明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就已经可能产生了灿烂的文明，而当中国文明衰落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还有可能保留着灿烂的文明。这样开放的胸襟和意识，即便是现在的许多人都不具备的。
其实只要看看明朝的这些烈士与遗民的名单，这里面有天才神童夏完淳，启蒙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吕留良，顾炎武，渊博学者刘宗周、黄宗羲、傅山、朱舜水；科技人才王锡阐、宋应星，通俗小说编辑者冯梦龙、凌蒙初，大诗人同时也是大学者陈子龙、屈大均，画家石涛、八大山人，小品文作家张岱。
甚至有些曾经屈膝在清廷出任官职的人如钱谦益，吴梅村，以及后来出山游历周旋的人如李渔等等，他们从内心骨子里仍旧充斥对明朝故国刻骨铭心的眷恋，钱谦益更是在暗地里直接参与反清军事行动策划与联络[1]。
这些人不仅从横向来说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从纵向来说，他们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和历史上的同领域内卓越人物相比毫不逊色。只要看过他们的传记，略微了解他们著作，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之为巨匠大师，每一个名字拿出来都足以光耀千秋。
如果说这些人是那个时代头脑最敏锐，思想最深刻，观念最开放，胸襟最博大的人，是一个民族精华中的精华，精英中的精英，盐中之盐，应该是没有错的。
既然他们的思想绝不僵化，他们的观念绝不保守，他们的胸襟绝不狭隘，那为什么他们会对那个被现在的一些人丑化污蔑的体无完肤，泼尽脏水的明朝有如此深沉的眷恋，为什么他们对满清的厌恶憎恨如此决绝与亢烈？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整个民族中最杰出最优秀的人都投入到反抗清朝的斗争，都心甘情愿的当明朝遗民而陷入自我折磨的痛苦中呢？
1、朴素的民族感情
这其中朴素的民族情感是基础，这种民族情感不是建立压迫与欺凌其他民族的行为之上，而是建立在反抗压迫，反抗欺凌的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说教上，而是建立在最直观的感受上。尤其当民族压迫以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这样一种最直接最残酷最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反抗也就必然成为有血性有骨气，不愿屈服在屠刀淫威下的人的选择。而这种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社会本能，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演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的重重磨砺而形成的。在头脑越是敏锐，精神越是健全，品格越是高尚的人那里，这种社会本能体现的越是充分。
同时这种民族情感也与维护个人尊严，人格独立，保持高度的统一，反抗满清凶残统治，从广义上说已经不仅仅是为民族而战,也是为保护个人尊严而战。当人们连选择自己的服装发型权力都被剥夺的时候，连自己民族的文化都要被阉割的时候,还不反抗，那什么时候反抗?
2、理性的深刻洞察
而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感情的需要，同样也是理性的抉择。看一些明代遗民的论述，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文明进化的高度和宏观视野来看了
比如王夫之就论述过少数野蛮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导致的结果势必是文明的倒退和劣化。“夷狄之与华夏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满清所谓尊崇汉文化不过是“沐猴之冠，优俳之戏”“亦幸虏欺人之术”，“父驴母马，其生为骡，骡则生绝”。
或许有些人会把这样的言论看成是偏激之辞，但其实这里面却包含了最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在王夫之看来“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至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应该说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在满清统治下的三百年的时间，中国确实从明朝这样一个被世界公认为先进文明的国家堕落成满清时期被世界公认为野蛮落后的国度。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性上冷静和清醒的思考判断，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大批明朝遗民才始终坚决地站在反对满清统治的立场上，终生没有动摇。
3、经历的前后对照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烈士与遗民们自身经历前后对照的结果。有许多东西，拥有的时候并不觉得宝贵，失去了才觉得宝贵。对从明朝而进入清朝统治的烈士与遗民来说更是如此。
在明代，如果哪个军队有抢夺民间财物的现象，立刻成为大书特书的恶行，成为群起攻之的对象，甚至勤王的部队，因为领不到足够军饷导致抢劫的行为，其带领官员都要受到严厉惩办，崇祯二年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遵照兵部的檄调带领八千多人勤王，因为部队领不到军饷，士兵挨饿，不得不抢劫，结果张鸿功，耿如杞因为不能约束军队制止抢劫，被下狱论罪。就算到了明亡前夜，政府已经失去对军队实际控制能力的时候，那些抢劫的明军也总是成为舆论痛斥的对象，抢劫起来还是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而到了满清，军队抢劫杀人成为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打到一个地方，就抢劫到一个地方，甚至以抢劫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不单是统治稳固之前抢劫，统治稳固之后，依然抢掠屠杀，无恶不作。满清军队的暴行是这些明亡时的烈士与遗民所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对这样一个率兽食人的政权，他们只要还保有基本的良心和正义感，是不可能在内心承认其合法性的。
在明代，民间百姓畅快议论，以及结社聚会，游行抗议都是司空见惯，即便在最黑暗魏忠贤时期的短短三年内，也无法控制民间的舆论，还有民间力量敢于出来挑战，所以才有张溥《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而在其他时候，民间的舆论抗议更是足以影响朝廷的政策走向，官员的去留。明代的士大夫也好，百姓也好，对此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
但在清朝则如何？如果类似明朝万历和天启年间反抗矿税以及阉党的那种带有暴动性质的集会抗议，恐怕紧随而来的便是屠城，江阴大屠杀和嘉定三屠其发端都是完全出于民间自发的反抗。即便是一般性质的抗议，结果也是悲惨无比，比如清初的哭庙案，江南吴县士子一百多人，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论其本意，不过是希望满清的横征暴敛能稍微收敛一下，并无推翻清朝统治之意，更无实际的暴力行为，不料结果是清廷大怒，，拟“罪大恶极”“不可逭者”之罪名三条，逮捕多人，最后十八名参与者被砍头。其中一个是有名的金圣叹。他在临死前写给家人的信里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鲁迅曾经因此批评他是“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但其实金圣叹的说法更可以看成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我们不妨拿金圣叹的同时代人，明末思想家陈确在明还未亡时的同类事情作一下对比。崇祯十五年的时候，陈确（字乾初）联合海宁诸生，发起了一场反对地方官员的运动，最后的结果是迫使当地官员下台。陈翼《乾初府君行略》中说“壬午秋比，先君子以命中之技，值贪尹煽虐，辍所业攻之；当事庇贪尹，欲罪首事者，文移褫革，学宪执不许。雪涛刘公力荐科试，亦不听。是岁竟不与乡闱试，先君子夷然不以为意，谓：“捐吾生以救一县之民，亦何所惜；一乡荐，何足道哉？”诸与贪尹比者，百方恐吓，先君子屹不为动；邑众庠生，感先君子义，群聚不散，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几，风闻辇毂，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2]
类似的事情，在明朝众多生员，“群聚不散”进行抗议的结果是，“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也即当地的官员心里害怕了，不得不态度软弱下来，而且最后因为舆论传播到中央政府，结果是“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也即便县令和更高级别负责的地方官员被免职了。
那些参与哭庙案的吴县士子可能受明朝普遍风气的影响，按照心理惯性以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有想到最后居然变成足以招来杀头的大罪，这个“无意得之”，其包含的讽刺与惨痛的意味是需要体会一下的。（当然也有人考证说其实金圣叹其实没有参加哭庙，是别人硬把他牵扯进去的，但这不影响对满清这个案件中表现的凶残暴虐的抨击）
明代时候人们享有这些自由，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多可贵，可是在满清统治下，失去了这些自由，这不能不让他们抚今追昔，势必对清朝政权更加厌恶和憎恨。
在明代，政府征收赋税的多少，常常是被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政府任何多征赋税的行为，都会招来舆论的攻击。皇帝想要多收赋税，往往是顾虑重重，难下决断。而最后即便真的下了增加赋税的决定，也是名不副实，各处拖欠是家常便饭，而且所有人还叫苦连天，抱怨不休，让明朝的皇帝为应对国家危机而不得不征收的赋税，都似乎成了犯罪。
而在清代除了军队明火执仗的抢劫掠夺之外，所谓赋税，若是拖欠一丁半点，屠刀就架在脖子上了。有名的奏销案就是一个例子。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拖欠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
民国史学家孟森对奏销案写过专论进行考证[3]“奏销案者，辛丑江南奏销案也。苏、松、常、镇四属官绅士子，革黜至万数千人，并多刑责逮捕之事。案亦巨矣，而东华录绝无记载。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之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奏销案既不见于官书，私家纪载自亦不敢于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而亦间有具体纪载之处，盖为文网所未及，仅见于清初士大夫之笔记，今当披沙而得宝者也。”
“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明遗民王宋曾有诗揭露满清这一暴行“奏销令下暴如雷，书囊徒为浩劫灰”。[4]
另一位明遗民陆世仪也有一首诗记述了满清淫威下江南百姓困苦之程度“近日民生殊逼仄，弱肉尽为强所食。……三吴之民尔何苦，脂膏强半供豺狼”，……半年有歌尔自许，石壕夜呼将奈何，吴民吴民乃若何”“万口叫天天彻，仰头空对苍天泣”[5]
在明代，那些灾荒而起来造反的农民军，常常是被政府军围困的走投无路，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于是提出投降，而明朝政府方面则是觉得他们本来都是良民，因为饥饿而造反，也情有可原，于是同意他们投降，结果农民军获得生路之后，因为觉得造反生活更舒服更自由，又重新反叛，这样一而再再二三，大家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明朝政府折腾垮了。而到了满清统治下，农民军发现这回他们的敌人是不但反抗他们的要杀，就算没有反抗，仅仅是相关地区的平民，清军照样要杀，而且常常是灭绝性的屠杀。
类似这样的对比，还有许多。总之可以这么说，在明朝，大家都是自己人，皇帝是自己人，大臣官员是自己人，一切都好说话，都容易商量。有什么不满意的现象可以咒骂批评，有什么不同意的政策可以抵制，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可以从长计议，而在满清统治下，则完全成了奴隶和主子的关系，只要稍有不如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明朝是虽然有种种缺点弊病，国家的机器运转也存在众多问题，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而到了满清统治之下，虽然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流畅，但整个社会都陷入死气沉沉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亲身经历的对照，所以明朝遗民中最杰出，最睿智，品德最高尚的人即便在满清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也没有动摇对满清统治的厌恶和憎恨；尽管对明朝存在的缺点提出了种种严厉的批评，但也没有改变他们对故国的怀念与眷恋。甚至原先那些明朝时期的造反农民起义军，最后却成了最顽强，坚持时间最长久地用明朝旗号来武力反抗满清统治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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