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归道

五、        为何落后少数民族有机会征服先进的多数民族

这里有一个问题还需要值得特别辨析一下，那就是先进的少数民族凭借自己科技经济的先进发达，侵略并打败落后的多数民族，建立统治，还可以理解；那落后的少数民族又怎么可能打败比它先进的多数民族，建立起统治呢？这不是自相矛盾么？按照有些人的见解，谁打败谁，谁的武力更强大，谁就应该更先进。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解说。

首先，所谓文明的先进，根本的方面是，文化上的先进，科技上的先进，以及经济上的发达。但在前机器工业化时代，在冷兵器时代，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并不总是能最直接的体现到军事力量上。尤其游牧民族，狩猎民族，虽然文明发展水平落后，可能文字都没有产生，所谓科技全是从周边先进民族那里直接拿来用，谈不上自己的发明创造，经济也极端落后，但是他们相对于习惯和平生活的工商业民族如汉族来说，却在军事上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常年保持全民皆兵的社会组织结构，并且骑射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在机动性上，在军事技能的娴熟掌握上，是汉族经过专业训练的军队都未必能及得上的，更不必说仓促武装起来的平民了。

当然，先进的文明也可以用自己发达的经济，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更好的军事指挥谋略，更先进的兵器来弥补战斗力的劣势。而从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即便在军事力量上，汉族在大部分时间里也保持对周边落后民族的领先，只有少数时间在保持弱势，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唐的历史来看是如此，到宋朝的武力相对弱一些，但到明朝，又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绝对优势，只是在明朝末年，才又衰弱。

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即便先进民族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保持对那些游牧狩猎民族的军事优势也无济于事，只要在百分之十的时间里，军事力量衰弱混乱，结果就会不堪设想，周边游牧民族狩猎民族就会乘虚而入，发动大规模侵略，建立起落后的少数民族压迫先进多数民族的统治。

尤其对汉族这样的民族来说，在自己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只是尽量维持和平，不会对那些比自己弱小的野蛮民族驱赶乃至强迫同化（汉朝还有部分趋赶同化的现象，明朝则就连这都没有），这种优势也很难转化成什么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好处，而一旦处于军事劣势，却不得不面对实实在在被侵略被压迫被屠杀的恶果。这种结果上的不同，也使得尽管在历史上，汉族军事力量强大的时候更多，但一般人的注意力却更集中在汉族军力衰弱，被周边野蛮民族侵略压迫的阶段，形成错觉。

更进一步说，一个文明总有强大坚固的时候，也总有脆弱柔软的时候。那种从始至终始终保持强大坚固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整个地球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文明脆弱柔软的时候，也往往正是它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挺过这关，就能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进入更辉煌更灿烂的时期。如果拿生物界的现象做类比，那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比如虫子化蛹成蝶的时候正是它最无力最脆弱的时候，蛇蜕皮的时候也是如此，妇女怀孕的时候当然也是格外虚弱的时候。当一个社会产生向更高阶段社会进化的萌芽，并且萌芽生长处于突破性关键的时候，正是社会旧的因素处于解体，新的因素正在成长，却还没有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是社会相对脆弱的时候，对外来侵略的抵抗能力难免降低。

这个时候也正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发动侵略，并建立起对先进的多数民族统治的高危时期。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被侵略被屠杀被奴役统治，本身对文明的破坏当然也更大。

如果因为一个民族的文明经历了这样一个虚弱的阶段，就对这个文明破口大骂，鄙夷不屑，嘲笑唾弃。甚至把经历这种虚弱作为这个文明的缺陷，作为这个文明的低劣的证据，乃至黑白颠倒，是非错乱，指先进为落后，指落后为进步，为侵略辩护，为屠杀开脱，为压迫粉饰，那只能说是极端无知极端愚昧的做法。遗憾的是，现在正是由许多人正是以这样的逻辑对宋朝的中国文明，明朝的中国文明大加挞伐。而对蒙古，满清的侵略大唱颂歌。

按照以上所说的观点，审视中国历史上两个少数民族侵略并统治的时期，蒙元和满清，自然能有一个更为正确的判断。显然，这两个时期都打断了中国文明正常的进程，都给中国文明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破坏，尤其是满清统治造成的恶劣后果，到现在的中国也还没有完全肃清。

从一些事实也可以看出以上观点的正确性，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各种新的技术，新的著作，层出不穷，乃至在理论上科学活动的重视与提倡，也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于文化，经济活动的繁盛，更是众所公认的。蒙古的侵略屠杀打断了文明发展正常的进程，仅仅是人口的大量屠杀就给文明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幸好明代及时而起，赶走侵略者，但侵略恶果已经显现，宋代呈现的蓬勃发展的科技，在明代初期和中期很长时期内没有能延续性发展下去，直到了明代中晚期，中国文明才又一次恢复元气，科技、经济、文化、艺术又呈现火山爆发式样的发展势头，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鼎盛，然而可惜的是，在这个关头又遇上满清的侵略和统治，文明的发展又一次次被硬生生打断终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权威学者席泽宗曾经高度评价晚明七十年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的评价是历史空前“在短短的67年中(1578一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将这段时期与满清统治时期，做了一个对比，“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 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1]


从席泽宗院士所做的对比，我们也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足以说明问题。

归道

第三节、粉饰掩盖民族压迫历史的危害

上文中说一个民族如果三番两次被异族侵略所征服压迫，“轻则，沦为其他文明之附庸；重则从此沦没，族类消亡”。那么难道就没有救济挽回之道了么？

有的！那就是正视自己民族被侵略被征服的历史，以对历史的反思批判，对侵略者的严厉谴责，对汉奸彻底鄙视，对英雄的热烈歌颂，洗涤污秽，荡除奴性，挖掉脓疮，恢复脊梁，培植元气，这才能接续文明！

但是，我的感觉是现在的主流舆论对满清侵略统治给中国文明带来的巨大危害，灾难性的损失，远没有作出充分的估价，应有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轻描淡写，故意忽视漠视，避而不谈，或者故意避重就轻。对此的重视程度，关注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力度，甚至在许多地方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明遗民录》中说“灭人之国，坠人之枋，绝人之材，湮人之教，败人之纪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
，诚为确论，不能正视历史，势必造成许多有害的结果，不妨列举论述如下

一、是非观的混乱，汉奸越趋众多的历史放大效应

评价历史，不是为了面向过去，正是为了面向未来。不能正确评价历史，就不可能在未来相似情形发生时有正确的应对。什么是应该被赞扬歌颂的，什么是值得唾弃和鄙视的，什么是应该憎恶仇恨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有旗帜鲜明的态度，势必造成人心混乱。对于现在的社会而言，思想深刻的人是少数，能够凭借自己理智力量作出正确判断的人是少数。对大部分人来说，需要环境舆论给他们做一个引导。否则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值得效仿学习的榜样，什么是必须避免的行为。

回避明朝灭亡，满清侵略的历史，粉饰满清的统治，造成的结果是那些反抗侵略的英雄烈士被长期埋没被淡忘，那些侵略者，屠杀者被粉饰，被歌功颂德顶礼膜拜，那些投靠异族屠杀同胞的汉奸走狗被美化，被评功摆好。

这样的情形下，势必在许多人心目中形成这样的观念：侵略无罪、屠杀有理、投降英明、压迫不妨，反抗徒劳！而事实上，现在也确实有许多人在网络上，论坛上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满清为了建立统治，进行的屠杀是可以理解的，反倒是那些不肯合作的汉人，那些硬要反抗的汉人被杀是咎由自取。

这样的观念一旦深入人心，其危害自不待言。倘若再遇外来侵略，相信争先恐后当汉奸者不在少数。有些人天真的以满清也是中国人为理由，但实际上，这种思维是难以站住脚根的。对明朝人来说，满清所代表就是另一种更野蛮的民族势力，原先虽然是在明朝政府管辖范围内，但其多次宣布独立，发动战争，侵占东北领土，已经表明其统治者和仆从自外于中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在这种他们自己都坚决否认和明朝汉人是同一个国家的人的情况下怎么能因为现在他们的一些后代加入中国国籍，就改变歪曲当时的历史呢？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服装发型，不同文字语言，以及完全对立的民族认同观念，如果这还不叫外来民族的侵略，那么就可以从词典里取消侵略这个单词了。

实际上，汪精卫，陈壁君，周作人，等汉奸之所以坚决认为自己不是汉奸，而是曲线救国（如陈壁君和周作人他们在被捕后，在解放后，从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内心深处压根就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耻辱的，是错的），其百分之八九十的原因未尝不是以他们的汉奸前辈洪承畴、范文成、尚可喜，孔有德，施琅等为效法之榜样，既然这些明末的汉奸成为了所谓开清功臣，他们的作为当然就更自认为无可非议。如果把明末的满清入侵说成所谓内战，相信那些投日的汉奸更有百倍的理由论证日本侵华是兄弟阋于墙，可以从徐福渡海论证到日本遣唐使，从日本人的种族特征论证到日本的文字、建筑，服装，等等，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某种程度上明末的汉奸众多，也是明朝时期，国家对蒙元的评价过于温和所致，甚至一些人（包括朱元璋在内）依然把元朝作为中国的正统朝代来对待，这本身就导致是非观念的模糊，使得许多人依旧把清朝代替明朝当成普通的改朝换代。这一点也是明末许多抗清的烈士和遗民如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在反思中不断提到并且严厉抨击的一个沉痛教训。所以明末固然奋起反抗侵略的烈士最多，遗民最多，同时汉奸也多。

而到了抗日时期，则汉奸的级别和数量更是上升到新的高度，连原先国家的二号首脑人物，都成为汉奸，这又是明朝所没有的，可以说这里存在一个历史的放大效应，一个国家被奴役了一次，如果不彻底清算这段历史，那么被侵略，被奴役，被征服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会被奴役第二次，奴役第三次，第n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容易，一次比一次顺当，投降侵略者反过来充当帮凶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宋末，明末，以及抗日时期的情形以及足够证明了这一点。以国外的例子而论，印度先后被阿拉伯人所奴役，被突厥蒙古后裔所奴役，最后被英国人所奴役，一部历史几乎就是轮番被外来民族侵略奴役的历史。

应该提醒我们自己的是，那种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归结为我们自己民族的抵抗，多少是有些麻痹自己甚至是自欺欺人！如果不彻底揭露和批判满清侵略和统治对中国文明的破坏，必然会混淆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其潜在的危害程度是难以估量的，对人心的毒害是蔓延无穷。

黄宗羲在《破邪论.地狱》中反对设立地狱迷信之说，驳斥“地狱之惨形，所以禁阳世之为非者也”的观点做法的时候，针对别人的可能有的疑问“然则大奸大恶，将何所惩创乎？”，他回答说“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后，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不须以地狱蛇足于其后矣”。

不过他大约没有想到的时候，到了已经推翻满清统治近百年后，满清屠刀无法再逞淫威的现在，当年那些手上沾满鲜血，屠杀无数汉族平民的刽子手，丧心病狂实行民族屠杀，民族迫害的后金分裂分子以及满清头目如奴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乾隆却依旧是被轮番歌颂的对象，当年的那些汉奸走狗范文程、洪承畴之流也被称赞叹抚摩；反倒是那些反抗侵略的烈士英雄被淡忘湮没，甚至被丑化泼粪。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黄宗羲地下有知，恐怕就真希望世间有地狱了，否则天地间也真无公道可言。

二、民族气质的恶化

所谓民族气质，也可以说是国民性，也就是鲁迅当年所为之痛心疾首，大批判特批判的东西。被侵略被长时间奴役征服过的民族必然会形成一种极为猥琐恶劣的气质，

也可以说一系列恶劣品格的集合：胆怯、冷酷、狡猾、多疑、瞒骗、欺软怕硬、自欺欺人、苟且偷安、狭隘自闭、病态自卑、缺乏诚信、麻木不仁、精神胜利法、贪小便宜……。

鲁迅所谓做戏的虚无党，其根源正在于满清的统治，因为在满清的统治下，你可以读孔子的书，读孟子的书，读朱熹的书，但你千万不能真诚信奉内中观点，更不能结合其中的观点来评论现实的社会，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在不能彻底清算历史的情况下，这些恶劣猥琐的民族国民性依旧会在大部分人身上保留。

不正视历史，本就是缺乏勇气、胆怯、瞒与骗、自欺欺人、不坦率的结果。而回避掩盖历史，或歪曲粉饰历史，又使烈士的慷慨之气、豪迈之气、刚烈之气得不到舒泄伸张，发扬衍散，相反那些屠夫汉奸的自私残忍，猥琐腐烂之气辐射四窜、奔腾流走。

对被奴役被征服的历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津津乐道，得意宣扬，从那段历史积淀继承下来的猥劣下贱的诸多品格，更如病菌在温床上繁衍孳生一样，则整个民族的气质自然更加溷浊劣化，得不到澄清，得不到矫正，纵然把道德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也无济于事。

三、不利于民族文化的继承流传，发扬光大

从表面上看，
中国的民族文化现在兴起势头不错，提倡尊孔的有之，宣传读经的有之，推崇古文的有之，恢复民俗的有之，新闻里可以看见祭孔大典隆重举行，百家讲坛上可以看见论语的宣讲，法定假日的修改可以看出传统节日被重视，汉服热、国学热、历史热，层见叠出，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然而这一切不过徒有其表而已，如果离开了对满清的严厉批判，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既无法深入进行下去，更没有本质意义可言！

我本来的思想是对所谓尊孔读经之类，深恶痛绝的。什么孔学儒教，什么民俗国学，不过是愚昧落后复古保守的同义词。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鲁迅著作中对中国文化那尖锐无情抨击的时候，心理上的震撼与痛快。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努力的时代”的交替。“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恶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这种对中国文明的痛斥，真是畅快淋漓，发聋振聩，震霆起寐，烈耀破迷。

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否定，是青少年时代就印到自己骨髓里去的，是融入于自己感情中的，对那些鼓吹中国文化的人，对那些用中国五千年文明来印证民族自豪感的人，一向是鄙夷不屑，一向有精神上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所站的立场，所达到的境界，远远高出彼辈。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从少年时代形成的基本立场就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批判，对孔子的完全否定，是正确的，大快人心的，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文化只是拖累中国前进的包袱而已，必须抛弃，中国才可能进步。而中国之进步不过是人类进步之一部分，实现这种进步，即便完全抛弃中国之特性，亦毫无可惜。

一切试图为孔子招魂，恢复孔子名誉地位的做法都是封建糟粕之回潮，都是对历史之反动，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坚决抵制。这样的观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动摇的

但现在观点改变了，这种改变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孔子应该得到尊敬，论语孟子四书五经之类也应该重新宣讲，包括程朱理学在内都应该让人们去学习，而不是去否定，至于其他种种民族文化，大部分也都应该重新被宣扬。

是背叛原先的立场么？难道现在我们反而要站到了当年与鲁迅他们对立的章士钊、陈西滢、吴宓之流人的一边了么？而这流人本来应该是受到鄙视不屑的对象！

我的回答是，绝非如此！我说的这种观点的改变，必须以一个条件为前提，那就是对满清统治进行最彻底，最严厉，最无情的批判，对其统治造成的危害进行最充分的揭露，最全面的阐述，只有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民族文化态度与观点的改变，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以接受的，才是对鲁迅这一辈人，对五四运动这些先驱们立场和观点上的继承与推进！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如果对传统文化的宣扬还是建立在对满清统治温情脉脉甚至歌功颂德的基础上，那么就是真正对鲁迅这一代人的背叛，才是让自己沦为与章士钊、陈西滢、吴宓之流同样可鄙的境地中！

推本究原，鲁迅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如此彻底否定？这一切正是基于他们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思考，也是他们对国人和社会所展现出种种丑陋猥琐，卑怯麻木，愚昧冷酷的思考。

他们的思考是真诚和严肃的，他们的态度是不回避的，他们是正视伤口与脓疮！仅凭这一点，他们足以得到后代人永远的尊敬。如果中国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当真是如满清统治后呈现的那样，自然应该完全否定。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应该说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本就生长于满清统治下，受环境的束缚与影响，某些认识上的障碍难以突破。他们对满清也痛恨，也批判，但那更多的是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而没有对满清给统治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本质性摧残破坏扭曲篡改有更多理性的深入思考和认识。因此他们对满清的批判，除了基于民族大义上的谴责之外，更多的也还是把满清视为中国文化劣根性集大成者，一个典型代表来批判而已，他们还是认为满清统治下中国人的病态畸形，以及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源在中国文化自身的缺陷与病态。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任何认识也都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应该说没有当年鲁迅等人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与否定，也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更进一步的认识，更深刻对满清统治危害性的认识。我们现在的观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对鲁迅等人当年观点的否定，但实际上从内在逻辑上来说，却是对他们的观点的继承和推进，这也是哲学上所谓否定之否定的表现。

现在已经离开满清结束统治接近百年了，隔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距离，应该能够看的更清楚，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替满清的侵略统治，民族压迫统治背了黑锅！如果不彻底揭露满清统治的危害，那么恐怕这个黑锅还会继续背下去。

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甚至凶残的地方，恰恰是满清统治歪曲之后的结果，而并非是这些思想与文化的本来面目，不彻底批判满清统治，就无以澄清真相，就不可能还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一个公道！

归道

这里不妨列举几个明显被满清统治后中国文化扭曲甚至完全颠倒的地方。


㈠ 、满清歪曲中国文化的一些简单事实

1、礼教吃人么？

比如五四时期批判吃人的礼教，也即所谓在礼教的约束下，妇女只要有稍微违背礼法之处，就可能遭受羞辱，甚至被剥夺性命。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就描绘了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丈夫，就遭受种种歧视，以至最后悲惨死去的故事。

可实际上，这种现象真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么？我们不妨看看离清朝最近的明朝情形又如何？

稍微看一些明人的记载以及当时通俗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形，就可以发现事实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

可见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已经提出妇女恋爱婚姻选择自由的观点，和现代的认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谢肇制特别提到国家律令，并不禁止妇女改嫁，对通奸的行为，处罚也很轻微。

那么当时的普通百姓又如何呢？只要看一下明人编写的三言二拍，明代民间对妇女贞洁的问题同样看的很淡，风气相当开通。甚至有些在现在看来都不能容忍的事情，在明代的社会里却表现出非常的宽容。

比如《喻世明言》里的第一个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的老婆王三巧在丈夫外出到广东经商作生意时，和别人勾搭成奸，蒋兴哥回来得知，并没有因此对王三巧如何打骂吵闹，相反只是自己伤心之余，写了休书，听凭王三巧改嫁。王三巧的父母并没有怎么责怪她，反而安慰她说“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后来姓吴的知县聘王三巧为妾，蒋兴哥非但没有阻拦，反而因为顾念曾经夫妻情深，把原来家里的“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匙钥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赔嫁。妇人心上到过意不去。傍人晓得这事，也有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还有骂他没志气的，正是人心不同。”。

再后来蒋兴哥不慎误伤人命，打官司，审理案件的恰好是姓吴的知县，王三巧得知后，哭求知县从宽处理。知县在处理案件完毕后，为两人之间真挚感情所动，就主动提出让二人重续前缘，说“你两人如此相恋，下官何忍拆开。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领去完聚。”

这个明代社会里发生的故事，弥漫的温情与宽容，即便在现代社会里都是很难看见的，现在如果丈夫发现老婆在外偷情，那还不恩断义绝，夫妻彼此视为仇敌？就算离婚，恐怕也要为争夺财产闹得鸡飞狗跳。

而且故事作者对王三巧描绘的笔调也很温和，基本没有什么严厉苛责。从其所描绘的明代社会来看，所谓吃人的礼教，实在看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其实三言二拍里描绘的这类故事不少，总的来看，当时的社会非但不鼓励寡妇守节，反而是鼓励寡妇能够改嫁；如果妇女失贞的原因并非是其自己的责任，亲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甚至确实是通奸放纵的情况，谴责的程度也并不特别严厉苛刻，相反有时候还给予一定同情谅解。

比如《警世通言》的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中讲的是明代宣德年间，一个丘姓人家，丘元吉，娶妻邵氏，夫妻两人非常相爱，丘元吉不幸病死，邵氏哀痛之下，发誓终身守寡，结果男方和女方的亲属，非但不鼓励支持，反而轮番上来劝说她不要守寡，“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

作者的态度，也分明是不支持寡妇守节的，所以才说“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

比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六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说贾秀才的老婆巫氏，被人用药迷昏后奸污，贾秀才得知以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后来贾秀才夫妻两人合谋设计报仇成功，“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也是妇女尽管失贞失节，但其亲人非但没有因此对她心生嫌弃，反而“越相敬重”的例子。

再如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第34卷中说“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几个女子，便已不得相当；况富贵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枕席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够满得他们的意，尽得他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场把戏，那有情趣到你身上来？只把做一个厌物看承而已，似此有何好处？”

这也可以看出明人在男女问题上通情达理的态度了，远不是后人所污蔑的那种森严苛酷。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礼教杀人，其实是中国文化和思想在满清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决非本来正常发展下呈现的面目。

2、狭隘排外么？

礼教问题是如此，再以对待外国文明之态度来对比一下。按照一些人得说法，中国文化一直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愚昧排外，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时期统治者的愚昧表现，也不过是这种传统的表现而已。事实果真如此么？还是拿离清朝最近的明朝对比一下！

只要略微了解一些事实就可以发现，明朝时候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胸襟宽广的气象，决非是满清统治时期呈现的那种狭隘逼仄，排外闭塞的光景。

就以最通俗的例子而言，明人创作的小说《西游记》讲述的就是西天取经的故事，对中国从外国引入某种文化，宗教思想，非但没有排斥，反而津津乐道。

从当时在明的西方人记载也可以看出明朝人具有的开阔胸怀。

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其胸襟见识也可想而见。

在明朝呆了二十多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说“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这不符合明代的事实

看看明代知识分子自己是如何说的。

瞿式榖“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

瞿式榖的论说可能有不准确处，但起开放的眼界，包容的心胸则是值得称赞。而这种的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比如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程百二遵其教诲，编辑《方舆胜略》。南师仲在序言中说“盱眙公欲联万国为弟兄，其志伟，其虑远，而天不假之年，赍志以逝，今幼舆（程百二）氏以韦布承盱眙公之面命，爰本《山海舆图》，衍缀是书”[1]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2]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而到了野蛮封闭僵化的满清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满清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已经送到满清那些愚昧残暴的头目那里的时候，还是仅仅被他们当成玩物，这和明朝相对照，是相当可怕的对比。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在那个愚昧残暴的乾隆看来，仅仅成了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一只到了几十年后，满清在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甚至更为落后，被英国教训的头破血流，摇尾乞怜求饶的时候，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满清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对比明代，只能认为这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文明内的事情。

3、僵化专制么？

鲁迅曾经说中国古代“异端思想不能出卧房半步”，许多人也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思想僵化的专制奴才，都只能规行矩步的按照古代经典来表达思想，不能越雷池半步，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对皇权更是绝对服从。

归道

这种看法如果描述满清统治，是符合事实的，但如果拿来描述其他汉族朝代，则根本谬误。

还是以明朝为例。

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中说“宋明理学，……从其创立开始，就伴随着对经典的批判和否定。欧阳修说《十翼》不是孔子作品，司马光反对《孟子》，王安石不喜欢《春秋》，朱熹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他们敢于否定经典，别人也就敢于反对他们。正如自己不孝父母，也难让儿孙孝顺自己，所以朱熹之后出了王廷相、王阳明，王廷相、王阳明之后有何心隐、有李贽。李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可以随意的解释经典，于是传统的经学衰落了。人们常常谈论传统科学在明代的衰落（与此相应的是新科学新思想在明代的兴起）。却很少有人注意传统经学在明代的衰落。所以在明代，社会上层是理学的自我革新新哲学观念的层出涌现，下面是流淌着一江活水，生长着几枝春芽。” [3]

李申的话中提到了李贽，李贽常常被一些人当成是明朝专制的牺牲品，其实根本就是相反。

李贽被抓是因为他本身行为偏激得罪人不少，再加上一些人编造了他行为不端，勾引妇女的谣言。所以在他76岁的时候，才把他抓去关了起来。袁中道的《李温陵传》中说“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

也就是对他的处置也不过就是让他回家乡而已，而他在监狱内的待遇也颇好，甚至还可以叫人来服侍他，帮他理发。最后是他存心要当烈士所以才自杀的。

其实关于他自杀的原因，他学生汪本钶的话是能说明问题的“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盖先生尝自言曰：‘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一棒与引决，等死耳，先生岂死名者哉！”可见把李贽的死当成是明朝政府对他的迫害所致实在是有些冤枉了。从李贽本人的愿望来说，他倒是希望政府迫害，然后他当烈士，成万古之名。可惜明政府不成全他，只是让他回家乡，这他受不了，于是自杀，总算也博得个烈士的名号了。

而且李贽的著作在明代是最火的畅销书，其流行基本没有受到阻碍

张学智说“……李卓吾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大有登高一呼，一境皆狂之势，故其生前身后，引起当时著名文人学者如张鼐、公安三袁、汤显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多人的关注，批评、赞许见于多种明人文集中，他的思想和作品对当时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影响。”[4]

其畅销流行程度从如下的事实可见一斑，一些书商为牟利，甚至聘请人假冒李贽的文笔语气写书。

当时的盛况可从万历时期初版由汪本钶编集的《续焚书》中李贽生前的朋友学生写的几篇序中窥见一二。

比如汪本钶本人写的《续刻李氏书序》中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夫伪为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气，冒先生之批评。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者。……第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虐，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耳食辈翕然艳之”

张鼐写的《读卓吾老子书述》中说“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天下具眼者少，故真书不能穷其意，而赝书读之，遂足以祸人”

而李贽生前最好的朋友，曾经考中过状元，又担任过太子老师的焦竑写的《李氏续焚书序》中也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识者病之”

这种异端思想家著作流行畅销的到“假托者众”，恐怕现在的中国都难以想象吧。而当时的西方还在上演火焚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的专制悲剧。可以说就思想自由而言，中国文化是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

再说对皇帝以及政府的态度而言论，明代的知识分子也压根就没有把自己当成过皇帝的仆从奴才，相反非常注意自己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在明代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两次皇帝用金银向大臣们行贿，恳求甚至是哀求他们同意自己的某个意愿。

知识分子们不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臣妾与奴才的角色，而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老师上，如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明确反对那种卑躬屈膝的妾妇之道“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更有甚者，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干脆把皇帝，把政府抛在一边，完全否定出去作官的必要性，而是主张用自己的学说与行为直接干涉影响社会。

泰州派的何心隐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即便明代的官员，也远非现在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皇帝的仆从。恰恰相反，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内阁首相可以驳回，即便内阁通过了皇帝的旨意，下面的给事中还可以驳回。明代官员经常上书指责甚至痛骂皇帝，而即便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的社会舆论也会把骂皇帝的官员当成英雄，也就是在明代皇帝乃至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舆论。相反那些迎合皇帝意愿的人，被说成是谄谀小人，往往被丑化的体无完肤。

明代政府时政务相当公开透明，官员的上疏，皇帝的批示，文件往来，经常被印刷出版，天下人都能对此评头论足。

此外明朝平民可以罢工罢市，读书人可以游 行 抗 议（甚至政府官员都会聚集起来游 行 抗 议），地方官员被读书秀才联合起来游 行 抗 议，最终被赶下台的例子也不少。

可以说明代人对政治的参与度，对政府措施的干预程度，远大于现在的中国。从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事实来看，僵化专制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带来的结果，也是满清统治下病态畸形化的结果。

归道

㈡、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与歪曲

⒈、程朱理学的本意及其在宋明的作用

一般人心目中的程朱理学是什么印象？为统治者服务的愚民工具，为皇帝效忠，桎梏普通百姓人民，三纲五常，存天理去人欲，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阉割人民的反抗精神等等。

这种印象的得来，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看看自称宣扬奉行程朱理学的满清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很难不得出结论，程朱理学确实是反动落后保守甚至残暴的思想工具。

这样看来，对程朱理学的大批判特批判，乃至彻底否定，自然也是应该的了。

但问题是程朱理学果真是如此么？

如果不满足于人云亦云，稍微了解一下程朱理学本身的内容，以及那些信奉程朱理学者的事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说的那种印象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程朱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自身的道理都遵循着一定的理。理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联系，所以理学把理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哲学高度，认为人应该揭示每一种事物的理，认识这些理，遵循这些理。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系统化哲学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明升华、理性高度发达后才能有的产物，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些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对理学有一具体的认识。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再如朱熹对“致知格物”的解释：他说所谓“致”就是“推极”，也就是推广应用到最大限度，所谓知，就是“识”，应该就是知识的意思，所谓“致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的意思是“至”，“物”，则就是“事”，整个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推广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尽最大限度去认识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朱熹等人把“理”上升到世界本源的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此外“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遗书卷十一）[145]p522-523。

许多人受到长期灌输的影响，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理”只是局限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其实这是根本错误的，程朱理学的理是自然万物的理，探索自然事物的道理，本身即是理学中非常强调的一环！

正因为此。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非常推崇，他说“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他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李约瑟还说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1]

“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是人伦的正当表现，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体涵义，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己婚的异并破坏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欲，这个界限是不言而喻的”（同书第2页）

按照有些人的可笑理解，理学家既然要去人欲，灭人欲，那大概应该象和尚一样才对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程颐是程颢的弟弟也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他“在为皇帝讲书的时候，扳着面孔，一副十分庄严的态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着栏杆折柳枝玩，他就教训皇帝：‘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兴。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颐当时以皇帝老师自居，一切无所顾避” [2]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36，页579 ）[3]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程朱理学到了明代又如何呢？应该说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理学仍旧是限制君权，防止专制最重要的思想的武器，同时也是促使他们研究自然规律的指导思想。

就前者来说，前面曾经举过吕坤的言论“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正是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再比如大批东林党人，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高攀龙等人，本身也是尊崇理学的。

就后者来说，明代诸多科技论著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物理小识》等的作者，其研究记述的动机本身也都和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有直接关系，如“明朝末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今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著作。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此书‘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就是说，这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4]

　也正因为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本就是理学的应有之义，所以“他们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徐光启的工作，获得了崇祯皇帝的支持。李时珍的书，由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后来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开物》等一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一再刊印（在清朝该书濒临失传，后来从国外图书馆重新引回中国）。而象徐霞客游记同样是明朝当时江南文人的领袖钱谦益，对徐霞客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赞扬，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这样一个概念”[5]

归道

2、从理学大儒吕留良的遭遇看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1]

吕留良案件，广为人知，所以不必详述其过程。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上至入土之尸，下及襁褓之孩，无一幸免，或挫骨，或凌迟，或杀头，或流放，或为奴”[2]。至于其著作，“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3]

那么吕留良究竟宣扬了些什么思想让清廷统治者如此震慑恐惧呢，以至于他死后还要将其尸体剐割挫骨以泄愤呢？

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被清廷销毁，无从得见，但也有只鳞片爪，逃过罗网，侥幸存留至今。钱穆说“晚村评点四书文，其语保传迄今者，有《四书讲义》四十三卷”。[4]

钱穆的著作中摘引了一些内容片段，也可以窥见吕留良思想一斑，这里不妨也转引一些，以便一般读者了解。

“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种种不仁之心，都从他不仁之心揣拟”

“自三代以后，习成一功利世界，……凡礼乐刑政、制度、理财用人之道，纯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责难于君，必先正心诚意，非迂阔也”

“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

“后世事君，其初应举时，原为门户温饱起见。一片美田宅，长子孙，无穷嗜欲之私，先据其中，而后讲如何事君。便讲到敬，也只成一种固宠患失的学问”

“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递降相去，只一间耳。三代以后，尊君卑臣，相去悬绝。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摄。及其不能摄也，则纂弑随之。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与天宇隔绝”

“自三代以后，以诈力取天下，以法术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饰补苴。君臣之间，皆以驾驭术数为事。……总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来，由‘天降下民’起义。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故差自农。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

“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

“看 ‘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曾静《知新录》中言‘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耳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5]

从上面这些摘引可以看出，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读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人，很容易就发现，《明夷待访录》中所说的内容与这里摘引的吕留良对君主帝王以及君臣关系的观点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只不过是黄宗羲师从刘宗周，总体来看，还是属于王阳明心学体系的传人。两人一个是从程朱理学出发，另一个是王阳明心学为根底，最后形成的观点却颇多一致（尽管两人后来关系并不很好，甚至互相嘲讽抨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中国自身文化体系内孕育的思想，无论心学还是理学，都是文明进步，社会进步的结果，在不受满清统治干扰的情况下，其趋向都是进步的，并不存在一个进步开明，另一个保守僵化的问题。

尽管黄吕二人思想殊途同归，但他们的论著观点遭遇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钱穆曾经发过一番感叹“余观其说，颇似黎洲（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论。……黎洲著之于《待访录》，而晚村见之于《四书讲义》，……惟黎洲《待访录》，自晚清以来，极为一时传诵，而晚村《四书讲义》则注意者少。身后声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威之深摧严抑，足以使学者精神长埋至于数百年而终不显白。”[6]

造成这种际遇差别的原因，除了黄宗羲更韬光养晦，甚至在晚年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与清统治者虚与委蛇，说一些违心话，作媚顺之态以迷惑对方；而吕留良则更刚烈，更决绝外。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对于清统治者而言论，吕留良从程朱理学出发阐述的观点对他们的威胁更大。

清朝统治者是通过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学说，以达到垄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阉割程朱理学，并进而阉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吕留良恰恰是还原程朱理学的精神内涵，这是从根本上击中满清统治者的要害，从思想基础上威胁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也就难怪满清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视若虎狼了。

当吕留良案件爆发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也还未被清廷完全磨灭，还有人敢于清廷凶虐淫威之下，为其辩护。比如当时有绍兴人唐孙镐写《讨诸葛际盛檄》为吕留良争辩，齐周华写《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

结果唐孙镐被秘密杀害，雍正批示说“似此妄匪之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也，可将此论秘密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7]

而齐周华被投狱五年，受尽酷刑，后来虽然被放了出来，结果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还是被判了凌迟处死。


当然更令清廷憎恶恐惧的就是吕留良通过孔子和朱熹来阐发的民族主义观点。

“晚村身为亡国遗民，于此虽然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终有所顾忌不敢一吐以为快者。故于论‘微管仲’一节独表其意曰‘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者。此即夷夏也。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任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

“夫至于天下之自命豪杰者，皆靡所不为之光棍，则更何论于君臣之义，更何论于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讲若是之学术，而宛转践踏于异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摇尾乞怜，永沦地狱而已，复何兴复振起之望耶！其时社会已有宋儒之诮，而晚村独深喜宋人”

“晚村（即吕留良）之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阐王为梯荣捷径者所获梦想于万一也。”[8]

真诚信奉程朱理学者受到杀戮迫害，而那些把程朱理学歪曲成为替满清服务工具的奴才却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竭力褒扬。

钱穆把吕留良的境遇与陆稼书的境遇作了一个对比：

“晚村尝与陆稼书交游，论学甚洽。其后稼书议论，颇多蹈袭晚村。而晚村所以尊朱，实别有其宗旨，与稼书绝不同。……然则晚村之在阐朱学，其意在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者所梦想于万一也”

“稼书身后，清廷褒崇有加，从祀孔庙，俨然一代儒宗，而晚村合门骈诛，戮及尸骨，今《三鱼堂集》涉及晚村语，皆删削不敢存一字。实则稼书尊朱抑王言论，多袭晚村。惟晚村宗旨在戒人为许衡、吴澄[9]，稼书则不免教人为许衡、吴澄耳。然则处异族淫威之下，国已亡、政亦失，耳言学术思想，其事不可悲之甚耶！”[10]

满清对程朱理学表面尊崇，实则阉割架空，也可以从当时朝鲜人的记载中窥见一二。葛兆光在其长文《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的“朝鲜人眼中的清代学术”一节中说

朝鲜人觉得，“清朝的读书人好像对孔子之学，特别是正宗的宋明理学并不那么在行，对儒家学者的著作也不那么尊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在途中看见乡塾，就问学童说，你们读书，以什么书为先。学童回答是《三字经》。接着问，你们教朱熹的《小学》么?回答是‘即今皇帝以为，《小学》中语皆经史之说，既读经史，则不可又读此书，禁天下不得学习矣’。这使得极端尊朱的朝鲜人闵镇远相当不以为然，觉得真是‘可怪’。那个时候，这种诧异和蔑视似乎很普遍，一个叫做韩元震(1682一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这些还剩下表面的理学也已经腐朽，他们对于自我标榜理学的人有名无实，很不以为然，讽刺地说当时清国的理学家，‘先骂二氏，自以为理学者，此习不知创自何典，夫理学贵于躬行实践，若虚诋二氏即为理学，则卑贱矣’。这种‘理学’，在朝鲜的文人看来，不仅不是士人修身养德的学问，不仅来历并不纯粹，而且还是官方设下的学术和思想圈套”

“当他们发现清国的文人讨论《春秋》居然不遵朱熹的说法，‘终不提论华夷内外’时，就故意挑出来质问说，‘文固可佳，而但孔圣之所以作《春秋》，专为上下之分，内外之别而作也，今无此等语，可谓失旨矣’”。

“在这些维护朱子之学立场坚定，而且对于真理在握相当自信和自尊的朝鲜使者面前，一些立场不那么坚定的清人，多少有些愧歉与尴尬，像严诚(1732一?)就向洪大容坦率地承认，‘近时经学荒芜’;潘庭筠(1742一?)也在洪大容的追问下，一面承认‘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一面打个圆场，讪讪辩护说，‘然天下尽有潜心圣贤之学者，非俗儒之概例也’”。

“正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三次出使清帝国，与纪昀、李鼎元等学者都有交往的柳得恭看到的，‘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当时在北京的书肆里，竟然连《语类》等朱子学的书也没有，纪昀托人为朝鲜人购这些书，还要到南方去订购，‘受托之人又以为不急之物，可以缓求，故悠忽至今’”[11]

归道

3、程朱理学在满清所受遭遇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满清要选择程朱理学作为表面加以尊崇，实则进行阉割的对象？

我觉得原因如下，因为程朱理学本身更容易塑造出一种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它更鼓励人们为了某个合理的目标作出牺牲，绝不屈服在外来压迫，暴力威胁的淫威之下。一旦清廷公开反对程朱理学，那么程朱理学必然成为一种反政府的意识形态，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其威力绝对不下于近代一些让人们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而决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潜在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因此程朱理学对清廷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威胁最大。

相反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而王阳明的心学，本身更多的是强调个性解放，“以已心之是非为是非”，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大，难以形成一种一致的，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这从王学在明代就分化出王学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流派就能见端倪），一遇到外来压迫，这种心学体系很难成为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更难以整合出坚定顽强的反抗力量，相反很容易流变为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只要施加严酷的暴力压迫，心学自然就能消灭于无形之中。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

对于满清表面尊崇朱学的用意，当时到清朝的朝鲜使者也有很精辟深刻的分析，“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纪》里面说道：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12]

应该说清廷所采用的策略确实很卑劣，很恶毒，但也很有效。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在清代，真诚信奉程朱理学如吕留良及其学生子孙，固然要被清廷屠杀剿灭，如果敢于明确措辞反对程朱理学，那同样要倒霉，如谢济世以“毁谤程朱”“肆诋程朱”而遭清廷入罪。

于是程朱理学变成了一种不能对其进行任何真诚思考，纯粹被清廷裁减利用的工具。满清统治下的文人对清廷的暴虐敢怒不敢言，对程朱理学的任何独立思考，在满清屠刀下也成了绝对的禁区，于是只能提倡所谓汉学。

如钱穆所说“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他们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汉。……清儒从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异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13]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人能真正去理会程朱理学在宋明时期的本义究竟是什么了。相反，因为因为满清表面上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于是满清统治下社会的黑暗丑恶被许多人自然而然的看成是程朱理学造成的罪恶。

而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对程朱理学的反感乃至排斥造成的又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段裂与倒退！这是明代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理学对立面心学的发扬与流行完全是两回事情！

对清代的这种学术上的倒退，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一文中也有深入论述，这里摘引一些内容

“尊汉与诋宋都带上了明显的盲目性，而风会所趋，又使盲目性成了影响多数的东西。”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

“（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14]

归道

㈢ 、不痛批满清统治罪恶，恢复中国文化无从谈起

不彻底严厉批判满清，怎么可能扫荡那些泼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污水？怎么可能树立对民族文化的信心？

动辄曰毒害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动辄曰吃人的程朱理学，把中国古人智慧的凝结完全一笔抹杀，中国文明的辉煌是怎么创造的？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从何而来？为什么现在缺乏基本的向心力，凝聚力？中国人自己在丑化自己方面真是不遗余力！中国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文化思想的疯狂丑化，全面抹黑的结果是彻底丧失了文化向心力，凝聚力，本来是一些普通的伦理道德，动辄扣上封建道德的帽子，封建思想的帽子。

西方对古希腊古罗马是什么态度，古希腊古罗马有奴隶，有种种荒淫残暴的现象，但西方人是否因此全面抹黑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明现在已经成了断根文明，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要改变这种抹黑，要扭转这种心理，首先必须弄清造成中国近代落后原因是什么，不能再让中国传统文化为满清的罪恶统治背上黑锅了。

鲁迅那一代人，之所以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如此激烈的批评乃至彻底否定，正是基于他们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思考，基于他们对国人和社会所展现出种种丑陋猥琐，卑怯麻木，愚昧冷酷的思考。

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真诚的，他们没有回避问题，当年他们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劣根性，所以要激烈否定中国文化。难道今天我们反而要回避问题么？

然而现在许多人采取的态度是装傻，装糊涂，蒙混世人。对这个大问题完全绕过去，当作不存在一样。一边对满清的统治歌功颂德，吹嘘赞扬，另一边高嚷着继承传统文化，什么祭孔活动搞的不亦乐乎，《论语》《庄子》讲得唾沫四溅，骨子里依旧是那套苟且敷衍，瞒骗蒙混的把戏。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

这些话适用于满清统治后的中国人，也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铭记在心。在如何评价中国文化，如何评价满清统治的问题上，绝不能再瞒和骗了，绝不能再没有记性，再自欺欺人了。要么继续否定中国文化，继续让中国文化为满清的罪恶统治背黑锅；要么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宏扬中国文化，彻底揭露满清统治的罪恶，这里绝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以走。

如果我们今天回避中国近代丑陋原因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试图和稀泥，装糊涂，试图一切都在欺骗与蒙混在敷衍过去，那么鲁迅那一代人的思考与努力就真的白费了！

如果今天还是一边倡导所谓传统文化的复兴，提倡所谓尊孔，另一边依旧在对满清统治大唱颂歌。那么这仍旧是在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仍旧是宣扬奴才文化。满清尊孔，袁世凯，阎锡山，蒋介石之流也尊孔，不彻底批判满清，那么与袁世凯阎锡山蒋介石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只能说这不是复兴中国文化，而是继续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毁灭和侮辱！

如果是真诚的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就必须对满清的统治给予最严厉的批判，最彻底的否定，只有认识到满清的统治才是导致中国近代丑陋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那么继承中国文化，宣扬传统文化才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事情，也才能真正找回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没有这个精神内核，宣扬所谓的传统文化再多，本质上都等于为满清的奴才文化禽兽文化张目，中国的文明也只能是断根文明。

进一步说，不彻底清算满清统治的危害，许多迷雾难以澄清，许多偏见难以扭转！也只有彻底严厉批判满清，才可能对民族文化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真切的认识，否则就算想恢复民族文化，也多半误入歧途！

有些人也说要宏扬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怎么宏扬呢？对上古时期的文化思想，包括孔子孟子庄子老子等在内的诸子百家推崇备至，而对中国宋朝明朝时期发展起来的诸多思想包括理学、心学在内，则全盘漠视，甚至彻底否定。

在这些人描绘的图景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的黄金时期，顶峰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不断倒退。而到了满清所呈现的黑暗丑陋（这些人往往也同意批判满清，当然这种批判更类似于撒娇挠痒），则不过是这种倒退历史趋势延续的表现，而并非满清自己的责任。

这种人表面上没有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全盘否定，甚至有时候还以竭力倡导者的面目出现，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切断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看不到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不断进化的过程，把满清入关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丑化成了不断退化走向腐朽没落，丧失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看似尊崇中国文化，实则丑化中国文化的观点，因为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带来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

而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或者是因为无知而没有充分认识满清统治对中国文化的歪曲阉割到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识在为满清统治者开脱罪责！其本质仍旧是在让中国文化对满清统治背黑锅。

只有彻底清算满清统治的罪恶，肃清满清统治的遗毒，才能让人们充分认识，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的顶峰与黄金时期，不在春秋战国，而正在于一向被人诟病的宋明！宋朝与明朝发展起来的理学与心学体系是中国文化与思想发展一次巨大飞跃，是中国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境界。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某些心目中僵化倒退的文化。

我们现在就算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也绝不能再倒退到几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重新来过，而只能在明朝的理学与心学已经达到的高度的基础上，再进行继承与发扬，把原先被满清统治打断的传统再接续回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一味认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那么这种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其实质与满清统治下兴起的所谓“汉学”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恰恰是戕害毁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一书中对清代兴起的所谓汉学实质有精辟的分析

“宋代产生的理学，乃是汉唐文化消化以后的产物。伴随着理学的行进，是整个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在高水平的文化基础上，人们考虑各种科学问题的起点也高。清朝汉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一面也是由于文化水平原本不高的清代统治阶层，必须一切从头做起，才能逐步接受和消化汉文化。虽然他们提倡理学，但整个清代的理学不能有所发展，只能停留在低层次的理解。而他们支持汉学，却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又降低到宋明以前的水平”[1]

当然清代汉学的兴起根本原因还是满清禁锢思想的黑暗统治，使得真诚信奉与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就成为了禁区，成为有生命危险的事情，钻入故纸堆得所谓汉学则相对来说更安全。但李申所说的“支持汉学，却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又降低到宋明以前的水平”，这却是一针见血的！

钱穆曾经感叹说“继晚村之后而言程朱宋学者，上之为陆稼书，下之为李光地。稼书已不能过吴、许。至于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然陆、李称荣于当时，黄、颜见推于后世，惟晚村之说，晦霾不显。”[2]

现在已经距离满清结束统治近百年了，不应该再让包括吕留良在内的众多宋明思想家的名字与学说，再这么晦霾不显了！

可悲得是查一查吕留良的著作在近现代的印行状况，只有清亡前1908年一个版本，此后似乎就根本没有独立的重印版本（收编在什么善本丛书之类的不算），一般人根本就没有通俗方便的渠道去看或者收藏其著作的机会。钱穆当初说“晦霾不显”，现在依旧是“晦霾不显”。这也不能不说可悲已极！

对当今的中国，提倡尊孔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更重要，甚至百倍重要的是为二程、为朱熹、为张载、为王阳明、王廷相、王艮、王畿、何心隐、罗汝芳、李贽、吕坤、高攀龙、顾宪成、张溥、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吕留良、颜元、傅山、朱之瑜（朱舜水）、黄宗羲等众多宋明思想家或正名，恢复名誉，或褒扬其功绩，宣扬其学说，使中国人能对中华民族这些杰出思想家，这些精神脊梁，文明载体敬之仰之，而不是弃之，唾之，漠视之，遗忘之！这些值得民族骄傲的人物本来应该是小学生都应该熟悉，都应该知道的，然而现在呢？

为这些人正名，为这些人恢复其本应享有的尊崇，其价值远比举行一百次祭孔大典或者在百家讲坛上宣讲论语有价值得多！

归道

四）、不痛批满清，中国文化无以在世界范围内再现光芒

现在网络上论坛里，反韩是很流行的风潮，看看一些帖子，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不了解历史的人，如果看了这样的景象，多半以为在历史上朝鲜（韩国）一定对中国犯下侵略屠杀的滔天罪恶，所以现在的一些中国人心里才会郁积起对韩国民族（朝鲜族）这样歇斯底里的仇恨与厌恶，他们对日本似乎都没有这样的仇恨。

当然，说起来，这些疯狂仇韩的人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就是韩国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抹除历史上中国对其民族文化影响的倾向，甚至把许多源自中国的文化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或者说成是朝鲜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一些人憎恶韩国的理由！

但在我看来，韩国人现在这么做，是值得充分同情和理解的；而现在这些拼命煽动反韩情绪的中国人倒不过是愚昧可怜，不知自我反省的小丑！

中国如果是这样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彻底批判满清政权罪恶，甚至反而对满清歌功颂德，那么这样的中国本就没有资格以历史上中国文明的继承者自居！更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把一些中国文化当作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行为说三道四！

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这些国家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现在的疏离，厌恶，这个问题是值得许多人好好反思一下。这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纯粹是因为国家实力消长，贫富变化那么简单。

韩国（朝鲜）、日本在历史上确实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

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到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巨大影响，梁启超有过这样的评价：“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再比如明代产生的王阳明的心学（简称王学），同样对日本近代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

至于朝鲜所受明代中国的恩惠与影响，以及和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更不消说了，葛兆光说：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1]

至于对万历出兵抗倭援朝，朝鲜人更是刻骨铭心，感激不已，“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 (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 ‘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2]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

“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一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3]

那么日本和朝鲜对中国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又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满清！

就拿日本来说，尽管在万历时期，发动了侵朝战争，甚至想进而侵略明朝，但这不过是因为不过实力膨胀导致一时野心勃发而已，就如同中国历史上也有充满野心想造反或吞并天下的人物一样，但当时日本对中国在文化上的尊崇仰慕，对明朝中国人的尊敬甚至崇拜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而并非如葛兆光认为的那样从万历日本侵朝战争开始，日本在文化上开始与中国离心的倾向。

这也可以从如下的事实得到证明，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的第一章中说“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4]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 ‘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5]

归道

还有一些事情，也能从侧面说明日本人对清朝中国的态度，“就连日本人也常常试探清人的反应，说在理学方面，清国人崇拜陆稼书很自然，虽然‘吕晚村(留良)卓识，盖出陆(稼书)之上，然吕，明代人，非贵朝之人’，于是，清人柳桥只好尴尬地承认说，吕留良‘归我而不臣，故书籍，我朝弃禁而不观’，所以他再高明，也是‘明代人’，而我朝仍然以陆稼书为‘道学第一’。见《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二，页101。”[6]

这段对话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这个说话的日本人很客气，但骨子里对清朝中国鄙夷不屑，已经是透露无遗了，清朝推崇的陆稼书，在这个日本人看来其实是二流货色，而他所尊敬的佩服的吕晚村(留良)，则是“明代人，非贵朝之人”。讥讽意味之强烈，今人读之尤觉其锋芒。

还有一则资料也很能说明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

宇野哲人（1875-1974）1906年来华后，又在1912年1月来华。他来华参学，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此人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

“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然而他看见满清统治下的现实中国，不得不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7]

至于朝鲜对满清统治后的中国，鄙夷态度就更为鲜明了。这种鄙夷态度同样是与国家实力消长无关，同样是即便在满清所谓鼎盛时期，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就已经格外强烈。

还是来看下葛兆光文中的大段记载“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不仅是朝鲜的官员士人在上书进言中表达着对清皇朝的愤懑和屈辱，就是书写历史的史家也在表达着对这个新宗主国的轻蔑和鄙夷。在朝鲜当时对明清之际历史的记载中，尽管李玄锡《明史纲目》是把明代的下限定在崇祯十七年(1644)，把崇祯去世、北京陷落和顺治元年当作明代的终结，这好像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但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其子李汉谦进呈李玄锡《明史》的时候，却在稿末说明李玄锡编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这种不承认清帝国合法性的历史笔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像南有容(1698一1773)《明书纂要正纲》就直指李玄锡的做法有不妥，他将明史从明太祖写到永历十三年(1659);赵徹永《续明史》也纪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即清军最初犯境年代)至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在序中看出，他相当重视华夷之说，并站在南明的立场上，以南明为‘我朝’，以清朝为‘奴’;而洪奭周(1774一1842)的《续史略翼笺》也同样把明史写到永历十六年，其跋藉中公开说，‘皇明乃本朝父母之邦……且蒙受神宗派遣援兵再造恩惠之国’。此外，李锡佑(宪宗、高宗时人)的《芊园家势续通鉴》二十三卷(记宋太祖至明永历十六年)、佚名的《皇明纲目》之第十卷(记崇祯十七年至永历十六年)，都不认同1644年顺治元年作为清人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标志却把南逃的小朝廷看成是依然要尊奉的正统政权。所以，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一文指出，‘在朝鲜奉清正朔百余年后，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仍照样记载明朝为‘皇朝’，有关明朝的时代史，几乎大部分以南明的年号为基准，甚至连南明时代也论及，以此来认定南明为正统王朝‘，这种激烈的华夷观念，恰恰是朝鲜学者修明史的重要特点。”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8]

这类记载不胜其引，更详细的可以看我文后对葛兆光长文内容摘录的附录。

看了以上这些内容，再来看当时朝鲜人所发的“明朝之后无中国”的议论，或许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怍中华”[9]

不过真是应该庆幸，金钟厚说“明朝后无中国”是几百年前的朝鲜人所发的议论，否则的话，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恐怕早就扣了下来了。现在这是朝鲜人说的话，你总不能把这说成是“大朝鲜族主义”吧？

其实从朝鲜对待明清中国态度的变化，我倒觉得朝鲜人还是很有些骨气的。他们态度并不因为某个政权武力强弱而改变，并不是说某个政权武力强大了，就对其倾慕崇拜赞叹，主动依附，而某个政权武力衰弱了，就对其鄙视厌恶不屑。恰恰相反，明朝即便武力衰弱的时候，甚至明朝灭亡了，他们对明朝的感情依然深厚，甚至过了一两百年都没有淡化；而清政权的武力再强大，他们内心始终对其充斥鄙视厌恶。这样一种态度，足够那些欺软怕硬，趋炎附势，遇见强大的就去巴结讨好，遇见弱小的就去欺凌嘲笑的民族或个人羞愧无地了！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及满清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个土地或许还存在，中国这个名称或许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中国文明的核心其实已经从这个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说句刻薄话，在满清余毒未消的情况，这种观点也确实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朝鲜人即便在清朝的时候，其实还是强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明朝中国的尊敬，绝不否认历史上中国尤其是明朝的中国对自己的帮助和恩德，甚至不断强化这种感情和敬慕；为什么现在的韩国却连这种感情都不存在了呢，连明朝对朝鲜帮助都竭力淡化甚至抹杀了呢？甚至连历史上中国的对朝鲜诸多文化上的影响也试图竭力否认，而说成是其自己发明的呢？

我不是韩国人，所以无法知道确切答案，但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恐怕还是和中国本身有关系。

在清朝的时候，尽管朝鲜对满清充满鄙夷厌恶，但在潜意识里其实还是把这个政权同中国，同汉族区分的很清楚的，骨子里还是认为终究有一天，汉人能够重新奋起，推倒满清政权，正本清源，恢复中华文明传统。这从如下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1686年），朝鲜国王为了平息那些对满清政权愤怒已极的官员的情绪，“说了一段相当有深意的话：

‘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0]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他们厌恶鄙视满清，甚至认为“明朝后无中国”，但是对历史上中国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国的尊敬，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还浓烈依旧。

但到了满清统治结束之后，他们反现自己鄙视的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相反自己原来尊敬崇拜对象，在中国却被丑化侮辱的体无完肤。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那个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这还是满清屠刀淫威不存下的情况；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我们这么尊敬的人，在中国，在汉族人已经摆脱压迫的情况下，还是被丑化的狗屎不如，那么我们还继续尊敬下去，还承认当时中国人对我们的帮助，那只能说我们自己太下贱了吧。

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

以上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基于情理的推断，但也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可以这么说，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肆意践踏蹂躏，任意批判否定；为了满清，中国对自己的历史任意丑化污蔑；既然中国自己这样喜欢践踏蹂躏自己，喜欢丑化污蔑，还拿什么要求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来尊重中国自己？

明朝万历崇祯皇帝本来在朝鲜一直是被歌颂纪念祭祀的对象，而中国人自己却将其丑化的极度不堪，也就无怪乎现在韩国人对中国只有鄙弃厌恶，没有基本的认同了。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这样下贱，这样喜欢自虐，这样把值得歌颂尊敬的英雄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把侵略屠杀自己的暴君禽兽歌颂膜拜的中国，得到其他国家（如韩国）这样的待遇，那只有活该两个字，居然还恬不知耻去嘲笑指责韩国人的行为，真是脸皮厚如城墙，真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但我是中国人，我只能说，要想让中国重新真正得到周边国家的尊敬，要让中国文化所蒙上的层层污垢彻底洗去，重放光芒，要让现在的中国能如明朝的中国那样得到其他民族发自内心的倾慕向往，那就必须，第一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二是严厉批判满清，第三还是严厉批判满清。

否则这样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不尊重自己文化，这样一个膜拜侵略者屠杀者的民族，即便一时实力上升了，强大了，那也只能象满清一样，得到其他民族表面上的畏惧，骨子里的厌恶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