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幽默家自白 欧·亨利

天山

    一个毫无痛苦的潜伏期在我身上持续了二十五年，接着突然发作了，人们说我得了这种病。
    但是，他们不称它为麻疹，而称它为幽默。
    公司里的职员们凑份子买了一个银墨水台，祝贺经理的五十寿辰。我们拥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送给他。
    我被推选为发言人，说了一段准备了一星期之久的短短的贺词。
    这番话非常成功，全是警句、双关语和可笑的牵强附会，笑声几乎震倒这家公司——在五金批发行业中，它算是相当殷实的。老马洛本人居然咧开了嘴，职员们马上顺水推舟，哄堂大笑。
    我作为幽默家的名声，就是那天早晨九点半开始的。
    之后好几个星期，同事们一直煽动我自满的火焰。他们一个个跑来对我说，我那番话是多么俏皮，老兄，并且向我解释话中每一处诙谐的地方。
    我逐渐发觉他们指望我继续下去。别人可以正经地谈论生意买卖和当天的大事，对我却要求一些滑稽和轻松的话语。
    人们指望我拿陶器也开开玩笑，把搪瓷器挖苦得轻松些。我是簿记员，假如我拿出一份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些滑稽的评论，或者在一张犁具的发票上找不到一些令人发噱的东西，别的职员们便会感到失望。
    我的声誉逐渐传开，我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很小，因而都有这种可能。当地的日报经常引用我的言论。社交集会上，我是不可或缺的人。
    我相信自己确实也有点儿小聪明和随机应变的本领。我有意培养这种天赋，并且通过实践加以发展。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人们老远见到我便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时，我多半已经想好了使他的笑容变为哈哈大笑的妙语。
    我结婚比较早。我们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儿。当然，我们住在一幢墙上攀满蔓藤的小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担任簿记员的薪水不很丰厚，但可以摒绝那些追随着多余财富的恶仆。
    我偶尔写些笑话和我认为特别有趣的随感，寄给登载这类作品的刊物。它们马上全被采用了。有几个编辑还来信鼓励我继续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周刊的编辑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建议我写一篇幽默的文章，填补一栏地位；还暗示说假如效果令人满意，他准备每期都刊登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后，他提出与我签订一个合同，报酬比五金公司给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非常高兴。我妻子已经在她的心目中替我加上了一顶不朽的文学成就的桂冠。那天晚饭，我们吃了炸虾饼和一瓶黑莓酒。这是我摆脱单调工作的机会。我非常认真地同路易莎把这件事研究了一番。我们一致认为应当辞去公司里的职位，专门从事幽默。
    我辞职了。同事们为我设宴送别。我在宴会上的讲话非常精采。报纸全文发表了。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看看钟。
    “哎呀，晚啦 ！”我嚷着去抓衣服。路易莎提醒我，如今我已经不是五金和营造材料的奴隶，而是专业的幽默家了。
    早饭后，她得意地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可爱的女人！我的桌子、椅子、稿纸、墨水、烟灰缸全都摆好了。还有作家的全套配备——插满新鲜玫瑰和忍冬的花瓶，墙上去年的日历，字典，以及在灵感空档时嚼嚼的一小袋巧克力。可爱的女人！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花叶，或者苏丹宫女，或者——也许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一个图案。我想到了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路易莎的声音。
    “假如你不太忙，亲爱的，”那个声音说，“来吃饭吧。”
    我看看表。哎，时间老人已经收回了五个小时。我便去吃饭。
    “开头的时候，你不应该太辛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小时已经够了。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带我和孩子们去树林子里玩玩？”
    “我确实有点累。”我承认说。于是我们去树林子了。
    不久以后，我进行得很顺利。不出一个月，我的产品就像五金那么源源不断。
    我还很成功。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引起了重视，批评家们私下议论说我是幽默界的新秀。我向别的刊物投稿，大大增加了收入。
    我找到了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抓住一个有趣的念头，写成两行笑话，挣一块钱。稍稍改头换面，完全可以拉成四行，使产值增加一倍。假如翻翻行头，加一点韵脚装饰和一幅漂亮的插图，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你根本无从辩认它的本来面目。
    我开始有富余的钱了，我们添置了新地毯和风琴。镇上的人也对我另眼相看，把我当作有点儿地位的人；不像从前在我做五金公司职员时，只把我当作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滑稽角色。
    五、六个月之后，我的幽默仿佛逐渐枯竭了。双关妙语和隽永辞令不再脱口而出。有时我的材料起了恐慌。我开始注意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有时，我咬着铅笔，一连好几个小时瞪着墙纸，想搜索一些不经雕琢、愉快诙谐的泡沫。
    对于我的朋友们，我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个莫洛克、约拿和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待在他们中间，确实扫他们的兴。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机警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或者一些俏皮的言语，我例像狗抢骨头似地扑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力，只得偷偷转过身去，可耻地把戏它记那本须臾不离的小本子上，或者写在上过浆的硬衬衫袖管上，准备来日应用。
    [莫洛克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约拿是希伯来的带来厄运的预言者。]
    我的朋友们都以怜悯和惊讶的眼光看待我。我已经判若两人。以前我向他们提供了消遣和欢乐，如今我却在剥削他们。我再也没有笑话供他们逗乐了。笑话太宝贵，我可不能免费奉送我的谋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的可悲的狐狸，老是夸奖我的朋友们 ——乌鸦——的歌唱，指望他们嘴里能掉下我觊觎的诙谐的碎屑。
    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回避我。我甚至忘了怎么微笑，即使听到了我所要窃为己有的话，也不报之一笑。
    我收罗材料时，没有一个人、一个地点、一段时间或者一个题目能够逃过。甚至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像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追索猎物。
    牧师一念长韵颂诗的时候，我立即想道：
    “颂诗——讼师——包打官司——长韵——长赢——少输多赢。”
    说教通过我思想的筛子，只要我能发现一句妙语或者俏皮话，牧师的告诫就全不在意地漏了过去。合唱队的庄严的赞美诗也成了我思绪的伴奏，因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么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变奏，正如把高音变为低音，低音变为中音一样。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狩猎场。我妻子非常温柔，坦率，富于同情心，容易激动。她的谈话曾是我的乐趣，她的思想是永不涸竭的愉快的源泉。现在我利用了她。她蕴藏着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爱的矛盾想法。
  

天山

  这些浑朴和幽默的珍宝本来只应被用来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却把它公开出售了。我极其狡猾地怂恿她说话，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话全掏了出来。我把它放在无情的、平庸的、暴露无遗的印刷物中公诸于世。
    我一面吻她，一面又出卖她，简直成了文学界的犹大。为了几枚银元，我把她可爱的坦率套了无聊的裙裤，让它们在市场上跳舞。
    亲爱的路易莎！晚上我像残忍的狼窥视着柔荏的羔羊那样，倾听着她喃喃的梦话，希望替我明天的苦工找些启发。不过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长牙咬进了我孩子的稚气语言的颈脖。
    盖伊和维奥拉是两个幼稚可爱的思想和语言的源。我发现这一类幽默的销路很好，便向一家杂志提供一栏“儿时记趣”。我像印第安人偷袭羚羊似地偷偷地接近他们。我躲在沙发或门背后，或者趴在园子里的树从中间，窃听他们玩耍戏笑。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情贪汉。
    有一次，我已经山穷水尽，而我的稿件必须在下一班邮件中发出，我便躲在园子里一堆落叶底下，我知道他们会到那儿去玩。我不相信盖伊会发觉我躲藏的地点，即使发觉了，我也不愿意责怪他在那堆枯叶上放了一把火，毁了我一套新衣服，并且几简送了我的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开始像躲避瘟神似地躲着我。当我像可怕的食尸鬼那样向他们掩去时，我总是听到他们说：“爸爸来啦。”他们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成了多么可悲的角色！
    我经济上搞得不坏。不到一年，我攒下了一千块钱，我们生活得很舒服。
    可是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不清楚印度的贱民是怎么样的，但我仿佛跟贱民毫无区别。我没有朋友，没有消遣，没有人生的乐趣。我的家庭幸福也被断送了。我像是一只蜜蜂，贪婪地吮吸着生命最美好的花朵，而生命之花却畏惧和回避我的螫刺。
    一天，有人愉快而友好地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遇到这类事了。那天我打彼得•赫弗尔鲍尔殡仪馆走过。彼得站在门里，向我招呼。我感到了一阵奇特的难过，站停了。他请我进去。
    那天阴冷多雨，我们走进后屋，那里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有顾客来了，彼得让我独自呆了会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宁谧与满足的的美妙感觉。我向四周打量一下那一排排闪闪发亮的黑黄檀木棺材、黑棺衣、棺材架、灵车的掸子、灵幡、以及这一门庄重行业的一切配备。这里的气氛是和平、整饬、沉寂的，蕴含着庄严肃穆的思想。这里处在生命的边缘，是一个永恒的安静所笼罩的隐蔽场所。
     我一走进这里，尘世的愚蠢便在门口和我分了手。在这个阴沉庄严的环境中，我没有兴趣去思索幽默的东西。我的心灵仿佛舒服地躺在一张铺着幽思的卧榻上。
    一刻钟之前，我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幽默家。现在我是一个怡然自得的哲学家。我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逃避幽默，不必绞尽脑汁去搜寻一句嘲弄的笑话，不必斯文扫地博人一粲，也不必费尽周折去找惊人妙语了。
    以前我和赫弗尔鲍尔不是顶熟悉。他回来时，我让他先说话，唯恐他的谈吐同这个地方的挽歌般美妙的和谐不相称。
    可是，不。他绝没有破坏这种和谐。我宽慰地长叹了一口气。我生平从不知道有谁的谈吐像彼得那样平淡得出奇了。同他相比，连死海都可以算是喷泉了。没有一丝风趣的火花或闪光来损害他的语言。他跸里吐出的字句像空气那般平凡，像黑莓那般丰富，像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吐出的，一星期之前的行情纸条那样不引人注意。我激动得微微颤抖，拿我最得意的笑话试了他一下。它无声无息地弹了回来，锋芒全失。我从那时开始就喜欢这个人。
    每星期我总有两三个晚上溜到赫弗尔鲍尔那里去，沉湎在他的后房里。那成了我唯一的乐趣。我开始早些起身，快快赶完工作，以便在我的安息所里多消磨一些时间。在任何别的地方，我没法抛弃从周围环境勒索幽默的习惯。彼得的谈话却不同，任凭我拼命围攻，也打不开一个缺口。
    在这种影响之下，我的精神开始好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儿消遣来解除工作的疲劳。如今我在街上遇见以前的朋友时，竟然对他们笑笑，或者说一句愉快的话，使他们大为惊异；有时我竟然心情舒畅地同我家里人开开玩笑，使他们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恶魔折磨得太久，以至现在像小学生那样迷断休息日的时间。
    我的工作却受到了影响。对我来说，工作已不是从前那种痛苦和沉重的负担。我常常在工作期间吹吹口哨，思绪比以前酣畅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结束工作，像酒鬼去酒店那样，急于到对我有益的隐蔽所去。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儿消磨时光。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她；女人可不理解这一类事情。可怜的女人！——有一次她确实受了惊。
    一天，我把一个银的棺材把手和一个蓬松的灵车掸子带回家，打算当作镇纸和鸡毛掸子。
    我很喜欢把它们放在桌上，联想到赫弗尔鲍尔铺子里可爱的后房。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怕得尖叫起来。我不得不胡乱找些借口安慰她。但是我从她眼神里看出她并没有消除成见。我只得赶快把这两件东西撤掉。
    有一次，彼得•赫弗尔鲍尔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使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贯的踏实平易的态度把他的帐册拿给我看，向我解释说，他的收益和事业发展得很快。他打算找一个愿意投资的股东。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觉得我最全乎理想。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时，彼得已经拿到了我存款银行的一千元支票，我成了他的殡仪馆的股东。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里，同时也有一点顾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妻子。但是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可以放弃幽默创作，再度享受生活的苹果，而不必把它榨得稀烂，从中挤出几滴博人一笑的苹果汁——那将是何等的快慰！
    晚饭时，路易莎把我不在家时收到的几封信交给我。好几封是退稿信。自从我经常去赫弗尔鲍渔产那里以后，我的退稿信多得简直吓人。最后我写笑话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却像砌砖那样迟钝而痛苦地慢慢拼凑。
    其中一封是与我订有长期合同的周刊的编辑寄来的，目前我们家的主要收入还是那家周刊的稿酬。我先拆开那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径启者：
        我社与您签订的年度合同已于本月满期。我们认为有必要奉告，明年不再准备与您续订，深感抱歉。您以前的幽默风格颇使我们满意，并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但最近两月以来，我们认为尊稿质量有显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表现了左右逢源、驰骋自如的诙谐与风趣，最近却显得苦苦构思，穷于应付，有捉襟见肘，难以卒读之感。
        我们再次表示歉意，并通知您今后不拟接受尊稿，诸希鉴谅。
编者谨启
    我把这封信递给我的妻子。她看了之后，脸拉得特别长，眼睛含着泪水。
    “卑鄙的家伙！”她忿忿地嚷道。“我敢说你写的东西同过去一般好。并且你花的时间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到。”那当儿，我猜测路易莎想到了以后不再寄来的支票。“哦，约翰，”她带着哭音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绕着饭桌跳起波尔卡舞步。我肯定路易莎认为这个不幸的消息把我逼疯了；我觉得孩子们却希望我疯，因为他们拉拉扯扯地跟在我背后，学着我的步子。如今我又像是他们往日的游伴了。
    “今晚我们去看戏！”我嚷道，“一定去。看完戏大家再到皇家饭店大吃一顿。伦普蒂——迪德尔——迪——迪——迪——登！”
    于是我说明高兴的原因，宣布我已经是一家发达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笑话和幽默去它妈的。
    我妻子手里拿着编者的那封信，当然不能说我干得不对，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没有能力欣赏彼得•赫弗——不，现在是赫弗乐鲍尔股份公司啦——殡仪馆后面的那个小房间是多么美妙的地方。
    作为结尾，我再补充一点。今天在我们的镇子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欢迎，更快活，笑话比我更多的人。我的笑话再找不到比我更受欢迎，更快活，笑话比我更多的人。我的笑话再度到处传播，被人引用；我再度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细语而不存图利之心；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膝前戏耍，散播着稚气幽默的珍宝，再也不怕我拿着一本小册子，象恶鬼似地盯在他们背后了。
    我们的生意非常发达。我记帐，照看店条，彼得负责外勤。他说我的轻松活泼足以使任何葬礼变成一个爱尔兰式的追悼宴席。

作者简介
     欧·亨利（Ｏ·Ｈｅｎｒｙ，１８６２～１９１０），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ｙｄｎｅｙ   Ｐｏｒｔｅｒ），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

云水生涯

自然地绽放永远是最美的！

冯丽秋

随心所欲，自由快乐，最幸福！

天山

云水生涯 发表于 2010-12-31 10:12
自然地绽放永远是最美的！

欧·亨利：曼哈顿的囚徒小说家2013年05月26日 12:40:35

http://page.renren.com/601691817/note/905321802

作者：周斌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9月上

      圣诞节的夜晚，穷街陋巷里的一套公寓，当钟表指到7点钟时，麦琪紧张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她卖掉了唯一令她自豪的一头秀发，只为给丈夫的祖传金表买一条相配的表链作为圣诞礼物。但她不知道，迈着疲惫脚步回家的丈夫已经卖掉了金表，只为买下那套她做梦都想要的发梳。当麦琪为丈夫打开房门……

　　这是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的高潮段落，自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后，其中的意外与感动，早已经成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对于这篇故事，许多人都能脱口而出作者的笔名——欧·亨利，他创造的“欧·亨利式结尾”令他享誉世界，但是很少人知道，支撑“欧·亨利”这个笔名的是一段充满了悲情与绝望的人生。

　　唱了三年小情歌

　　1862年，在秋风暗袭的9月，欧·亨利出生在美国中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父亲是一个酗酒的医生，生活混乱没有节制，母亲在他3岁时因结核病而去世。贫穷令欧·亨利读完高中后就被迫辍学，在叔叔的药房里学习当一名药剂师。欧·亨利认为这份学徒工既伤自尊又无聊，但不得已干了5年。

　　1884年，22岁的欧·亨利来到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在那里他干过歌手、戏剧演员、药剂师、绘图员、记者等很多职业。最令他感到畅心快意的是他遇到一个名叫阿索尔·埃斯蒂斯的17岁姑娘。未成年的阿索尔还在上中学，但是被爱神射中了的欧·亨利管不了那么多，天天抱着吉他和曼德琳对着阿索尔唱情歌。

　　1887年7月1日夜晚，被欧·亨利的小情歌纠缠了整整3年后，刚刚参加完中学毕业典礼的阿索尔迫不及待地拉着欧·亨利冲向奥斯汀的一位牧师家，请他证婚。

　　知道女儿的疯狂行为后，阿索尔的母亲非常愤怒，她本来希望女儿钓个金龟婿，没想到女儿就这么轻易跟着一个穷小子跑了。婚后，欧·亨利与妻子阿索尔生活美满，虽然贫穷，但是妻子热情地赞美欧·亨利偶尔展露的文学才华。在妻子的鼓励下，欧·亨利的文字在结婚当年就登上了当地的一家报纸。

　　逃亡到洪都拉斯

　　婚后第二年，欧·亨利的幸运好像用完了。

　　他的儿子在襁褓中就夭亡了。家庭的重担令欧·亨利不得不放弃写作，去寻找一份薪水更多、更稳定的工作。1891年，他成功地在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谋到了一个出纳员的职位。

　　欧·亨利对这份工作心不在焉，这令他屡屡遭到顾客的投诉。1894年欧·亨利被联邦银行检查员发现其负责的账目错误，不得不辞职。

　　回到家，不甘心的欧·亨利决定大干一场，他花了250美元雄心勃勃地买下奥斯汀一家当地周刊杂志，将它更名为“滚石”。欧·亨利的《滚石》与音乐无关，他要把它办成一份幽默杂志。欧·亨利一人身兼数职，既当编辑又当出版商，自己写文章，自己画插画。

　　但是这份事业欧·亨利只坚持了一年，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他将这份杂志卖回给原来的股东，自己应聘到《休斯敦邮报》工作。他既当记者又当专栏作家，十分劳累，每周的工资却仅有15美元。

　　《休斯敦邮报》的工作刚刚有了起色，欧·亨利却突然接到法庭的传票，被告知因为两年前的银行账目问题他受到盗用公款的起诉。随后，欧·亨利被暂时关押起来。

　　岳父慌忙将他保释出狱。在出庭受审的前一天，这个本来并不严重的诉讼却令欧·亨利崩溃了。他被自己出类拔萃的想象力吓坏了，未来丢人现眼、身陷囹圄的可怕生活场面一直折磨着他，欧·亨利逃跑了。他一直跑到了中美洲的小国洪都拉斯才停下来。在洪都拉斯，欧·亨利开始写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白菜与国王》。

　　狱中狂写短篇小说

　　1897年2月，爱妻阿索尔在结核病的折磨下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欧·亨利不顾一切地赶往奥斯汀。到达奥斯汀的那一刻，等待他的是意料中的拎着手铐的警察。

　　为了让他与爱妻见面，欧·亨利的岳父再次花钱将他保释出狱。5个月后，欧·亨利的挚爱——妻子阿索尔·埃斯蒂斯合上了眼睛，死于结核病。

　　1898年2月，欧·亨利被陪审团认定有罪，被法官判处5年有期徒刑，被发往俄亥俄州看管严密的联邦监狱服刑。

　　欧·亨利唯一的女儿搬到了匹兹堡，跟着外祖父母一起生活。为了供女儿上学，狱中的欧·亨利开始认真写作，他选择写短篇小说，因为短篇小说写作时间不长，发表的地方也很多，关键是可以很快拿到钱。早年的丰富经历，特别是在银行的工作为他提供了灵感，《一笔通知放款》《圣罗萨里奥的两位朋友》等短篇小说写的都是西部银行里的故事。欧·亨利对银行没什么好印象，在名篇《黄雀在后》中，他把金融家形容成不用亲自抢、骗，却能利用金融手段盗骗钱财的坏蛋。

　　1899年12月，“欧·亨利”这个笔名第一次出现在《麦克吕尔》杂志的圣诞专号上。这个笔名其实是法国优秀的药剂师艾蒂安·欧西安·亨利名字的节略。启用笔名，一来是为了向女儿隐瞒自己在服刑的真相，他骗女儿说他在外地做生意；二来冠以笔名，就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是个犯人了。

　　此后几年，大量的优秀短篇小说以“欧·亨利”这个笔名出现在报刊上，欧·亨利开始为读者所关注。

　　曼哈顿的桂冠诗人

　　1901年，在服刑3年零3个月后，欧·亨利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他第一时间跑到匹兹堡与女儿团聚。次年，为了离杂志社和出版商更近一些，他移居纽约，成了一名职业作家。

　　此时的欧·亨利已经年届不惑，虽然往日温馨家庭的欢乐时光仍然历历在目，但是看多了生活的阴暗面后，欧·亨利已经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相信宿命的人。

　　对于欧·亨利来说，写作已经不像他第一次提起笔时那么令他激动，此时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家庭的义务。欧·亨利日夜不停地写，而且写作速度非常快，也极少修改。欧·亨利曾说过：“一篇小说一旦开了头，我就非得一口气写到底不可，要不然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在纽约，欧·亨利写了上百篇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二十年后》和《带家具的房间》等名篇。这些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都是繁华都会和西部乡村里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就像《麦琪的礼物》当中那一对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的爱侣那样，他们在生活的绝境中依然能心怀善意，温暖别人。欧·亨利的小说笔调幽默，善于使用双关语，有吸引人的情节和文笔，而且小说的结尾都是“出乎意料而又合乎情理”的“欧·亨利式结尾”，这让他很受读者欢迎。他名利双收，被誉为“曼哈顿的桂冠诗人”。

　　成功后的欧·亨利却染上了他父亲的恶习——酗酒，而且赌博，迟到的幸福被他挥霍一空。

　　他每天要喝将近两斤威士忌，经常一周用6天喝酒、赌博，在第七天才匆忙花一天时间写一篇短篇小说，然后交给杂志社发表。1908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城市之声》，并且创作了一部名篇《最后一片常春藤叶》。小说中，穷画家琼珊得了重病，在病房里看着窗外对面墙上的常春藤叶子不断被风吹落，她认为最后一片叶子的凋谢代表了自己的死亡，她即将失去求生存的意志。一个老画家得知后，在夜里冒着暴雨，用心灵的画笔画出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春藤叶，让琼珊重拾生存的勇气，对生命充满希望，但老画家自己却因此患上肺炎，去世了。

　　这个故事感动了无数人。此时，长年写作的劳累与无节制的生活也使欧·亨利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他在写作中倒下了。1910年6月5日，他死于酗酒造成的肝硬化。

　　欧·亨利被安葬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他没有为女儿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和几百篇短篇小说。
他死后声誉日隆，
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一起被人们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云水生涯

创作的源泉来自生活。